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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辉文:国人为何难以听到辛辣的批评?

来源: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作者: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发布时间:2017-07-22
摘要:美文共赏 “自我批评怕不辣、相互批评不怕辣”之类口号朗朗上口,不过口号响亮并不意味着有水平有能力应付这项工作。国人不仅缺乏自省忏悔的传统,而且可能更缺乏当面锣对面鼓面对面相互批评的勇气。况且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不乏对妄言人事、臧否人物持非议的
美文共赏 “自我批评怕不辣、相互批评不怕辣”之类口号朗朗上口,不过口号响亮并不意味着有水平有能力应付这项工作。国人不仅缺乏自省忏悔的传统,而且可能更缺乏当面锣对面鼓面对面相互批评的勇气。况且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不乏对妄言人事、臧否人物持非议的格言警句,比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之类,似乎早经把我们驯成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木讷之人。 饶是如此,历史上仍不乏官员之间相互批评的直言谠论。说到古代官员相互批评,人们很容易想到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雄文。公元1037年,欧阳修刚到而立之年。当时,宰相吕夷简权倾朝野,正所谓“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但他的政绩支乏善可陈,政事积弊甚多,任人唯亲令人反感。范仲淹多次上书批评,主张选贤任能之余,难免指斥吕夷简。范仲淹此举得罪宋仁宗和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府。彼时朝臣纷纷议救,可是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反而在公开场合落井下石诋毁范仲淹。范仲淹何许人也?我们都知道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不世出的境界,难怪欧阳修评价他“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眼看范仲淹遭遇如此变故,平生刚正的欧阳修早已怒不可遏,便秉笔直言写了《与高司谏书》痛斥高若讷。这段公案且不细说,单看欧阳修这封批评谏官的信到底有多辣吧。 提到这篇檄文,也许许多人会马上联想到“不知人间羞耻事”的出处。是的,这句话当初正是欧阳先生为高谏官量身定制的,用如此犀利之语批评当红官僚,够辣。为了充分论证高谏官不知羞耻,欧阳修在文中主要抓住了批评的四个元素: 一是官声人品。一开头,欧阳先生就写出了对谏官人品的怀疑。比如又是疑其文名不彰,“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又是疑其品行不端,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始终“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实在不像是一位贤良之辈。 二是人情人性。接着欧阳修进一步刻画出高司谏媚骨十足、颠倒黑白的丑态和贼貌。以人之常情和难免求官求稳的弱点进行分析,“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但高司谏偏要在各种场合诋毁贤能,甚至于“昂然自得,了无愧畏”,实在是 “君子之贼”了。 三是职业操守。高谏官用有言责之官,拿了厚禄不干活,算什么行为呢?欧阳修说“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这不仅是叫他别挡着正直后进之士的路,而且是直接叫板,要人家下课了。顺便说,古代官员的下课与今天颇不同,远不只是意味着没有实权的带薪休假,而是要人家卷铺盖回老家。 四是反求诸己。为了增加批评的辣度,在批评他人时,欧阳修更没有忘记“把自己摆进去”。他说,倘若谏官坚持认为范仲淹不是什么好人,行有过失应当斥逐,那么我欧阳修如此拼命为他说话,也算得上是“朋邪之人”了。希望谏官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哪怕杀了我,只要能让天下都真正了解范仲淹的确是罪有应得,那也是您谏官有所作为的体现啊。在封建社会的畸形政治生态中,“相互批评不怕辣”,还真是要冒杀头的风险的。最后欧阳修尽管没有被杀头,但却有机会让高若讷“有所作为”了一回,在盛怒之下,这位谏官密谋于宰相吕夷简,并将他的那封信上奏仁宗,于是年轻有为的欧阳修一下子从朝中的希望之星被贬为夷陵令,开始了仕途偃蹇之旅了。 如果说批评佞臣坏蛋还不能说明古人相互批评够辣的话,那么韩愈的《争臣论》,即便是批评一个还算正直只是有点做老好人的谏议大夫阳城,也是毫不含糊的。 阳城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能行古人之道,他原本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数千人受到他的熏陶而变成善良之辈。阳城才德过人的最高境界是,惊动了最高权力机关,惊动了皇帝,以至于“天子以为谏议大夫”。阳子居官五年,“视其德,如在野”,虽然才德上没什么大的亏欠,但是韩愈以为,他作为“谏诤”之臣,不能谏议直言,就难以与其才德相称。韩愈说阳城在位,“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完全是渎职。既然如此,“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不如干脆去辞官去当守关打更的人得了。 阳城是君子,韩愈就用君子的标准来严格对待他,“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韩愈列举了古时“二圣一贤”禹、孔子、墨子的事迹,以期影响阳城——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不入,孔子为了天下安宁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你阳城又有什么理由自得安逸呢?韩愈时代的阳城与欧阳修时代的吕夷简毕竟时两路人。据说阳城不仅没有因此怪罪韩愈,反而受到韩愈辣味批评的启发,改变了处事态度。 当宰相陆贽被奸臣诬陷时,阳城一改常态,极力“谏诤”,后来又阻止皇帝任用擅进谗言的斐延龄为相。以至于挑剔的韩愈老夫子后来专门撰文,对阳城给予了高度评价。今天,我们的政治环境更为昌明,“相互批评不怕辣”,不仅是一种倡导,更是被许多人所践行。也许人们对相互批评不只是心存障碍,而且存在着不得其法——比如批评水平不高、批评能力不足之弊吧。有鉴于此,我提倡开民主生活会之前,大家都来读一读《与高司谏书》和《争臣论》,学习一下相互批评的勇气和锐气,学习一下“不怕辣”的技巧和方法。附一:欧阳修:与高司谏书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附二:韩愈 争臣论作者: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亻朁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  有人在我这里问谏议大夫阳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不用求教于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晋地的偏远之处。晋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几千人善良。有大臣听说了便举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很光彩,阳子并没有喜色。待在这个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还是在野一样。他岂是因富贵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韩愈我回答他道:“这就是《易经》的柔顺的恒卦所说的长久不变它的德操对男人是坏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经·蛊》的上九卦中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说:‘国家的臣子处境艰险,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为了国家和君主啊。’这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段境况,而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象《蛊》的上九卦,处在无所作为的境地,却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业;象《蹇》的六二卦,处在国家臣子的位子,却将不理国事作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对为官不作为的现象的讽刺就会很多。这样的样板可不能作为标准,而且其过错的遗害终久难以消除的。如今阳先生在职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谓不是厚爱有加了,而他却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象越国的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轻飘飘在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喜忧的感受。问他的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就说:‘下大夫级别的薪俸’;问他的职责,就说:‘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这样的吗?而且我还听说:有官职的人,不称其职就离开;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而无作用就离开。今天的阳先生认为他自己进言了吗?该进言而不言语,与不用他的进言而不离开,没有一样是值得肯定的。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出仕吧?古人有话说:‘为官不是因为  贫穷,而有的时候又是因为贫穷’,说的就是为了俸禄的官员。这种官员应当辞去尊贵的官职而呆在卑下的地位,离开富有处身贫穷,象那些守关打更的人一样就行了。孔子曾经做粮仓主管,曾经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误他的职守,必定说:‘统计停当了才算完啊’,必定说:‘牛羊生长好了才行啊’。象阳先生的俸禄,不是卑下和贫穷,这是非常明显的,却如此作为,他这样可以吗?”  有的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不讽谏皇帝的原因,是作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过错来得到名望的行为,所以虽然有谏有议论,让人不得而知啊。《书经》说:‘你有好谋划好的策略,就进到里面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奖君主,说:‘这么好的谋划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来。’’阳先生的用心,也和这是一样的。”  韩愈我回应道:“如果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更让我迷惑的了。进去讽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适合做的事。阳先生本来以百姓的身份隐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奖赏他的行为适宜,提拔他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作为名称,完全应该有行动来尽他的职守,让全国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误赏、顺遂地听从讽谏的美德。那些山林隐居的人士,听了便羡慕他,绑好衣带扎起头发打扮整齐,愿意来到朝廷申述他们的见解,致使我们的皇帝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帝,英明名声流芳万古。如同《书经》所说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适合去做的。而阳先生的用心是要让君主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吧?是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啊。”  有的人说:“阳先生的不求闻名而人们宣扬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来的。他坚守他的原则不变,为什么您责备他这么严厉呢?”  韩愈我说:“自古圣人贤士都没有有求于闻名、被任用。为当时的不平而忧患、为民众不得治理而忧患,按照他们的原则,是不敢独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劳不懈,到死才算结束。所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子来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继续赶路游说列国,而墨子家烟囱都熏不黑长年累月奔波在外。这两为圣人一位贤士,岂会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责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贤能的才能,难道是使他自己优于旁人就完了吗?其实是要用他们补救这个世上的不足之处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来听而眼睛是用来看,听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险和易,然后身体才得安宁啊。圣贤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耳目啊;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圣贤的身体啊。而阳先生如果不贤能,就要受贤能的人役使来效力他的上级啊。如果他真的贤能,就本该敬畏天命而为人们的困苦忧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说:“我听说君子不喜欢强加于人,而且不揭发别人的阴私指责别人的过失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象先生这样的言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不是损伤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费唇舌吗?喜欢和盘托出揭示别人的过错,国武子之所以在齐国被杀,先生也听说了吧?”  韩愈我说:“君子处在他的职位上,就想的是为他的职责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要想着说好他的言论来阐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阐明道理,不是来表现自己的直率而强加于人。而且国武子不能亲近获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欢在内乱的国家说出所有的言论,所以被杀。古书上说:‘只有善良的人能够接受所有的言论。’是说他们听了能够改正缺点。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现在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所认为的高度,阳先生难道不是一个善人吗?”  【解析】  这是一篇从当时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评论的人是真人,事是真事。作者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干预生活的勇气。而且后来的评论家都认为,本文所批评的谏议大夫阳城在此后三年,改变作风,伏阙上书,挟击奸臣,多少得力于韩愈这一击之功。可见本文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的。  本文中心思想是要求人们忠于职守,反对因循敷衍,无所事事。这些原则到今天还是适用的。区别在于,韩愈论述的出发点是封建名位观念,是忠于封建帝王的。  本文采用的结构独具一帜,截然的四问四答,但又能紧密衔接,首尾呼应。并有驳有议,时开时阖,忽擒忽纵,从宽处带紧,又从逼紧处放宽。目的都在于促进阳子诤谏,而不是恶意的讥刺。这也是值得借鉴的。  【赏析】  本文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的古文观止栏目。(http://www.xigutang.com)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题解】  阳城,字亢宗,唐定州北平人。少好学,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无所不通。隐中条山,李邺侯荐于朝,德宗以束帛召为谏议大夫。受职后,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五年不谏,文公作《争臣论》以讥之。后二年,裴延龄谮(zèn,无中生有地说人坏话)陆贽失势怨望,贽坐贬。城上疏论延龄奸邪,帝怒,赖救得解。帝又欲相延龄,城语于朝曰:“果尔,当取白麻裂之!”哭于廷,坐改国子司业。
责任编辑: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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