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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东 周娅教授讨论了宜宾富豪被胁迫杀人案的定性意见及其法理，主张以“自身死亡”为代价的胁迫，具有现实性、紧迫性、危难性、无可救济性，在其情境之下，行为人是丧失意志自由的，进而丧失行为选择可能性，最终应阻却责任，这个时候，对富豪更形象的比喻应是绑匪的杀人工具，（而绑匪）类似于刑法原理中的“间接正犯”。（参见周娅：《“被胁迫杀人”何以无罪》，来源：正义网法律博客，，2016年12月13日访问。） 可见，周娅教授是从期待可能性理论、意志自由与责任阻却事由、胁从犯受胁迫限度理论、刑罚目的论等方面来论证其不可归责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判宜宾富豪被胁迫杀人案，周娅教授的这一解释结论及其法理阐释确实值得思考。 ——附录：周娅：《“被胁迫杀人”何以无罪》 文章出处：周娅：《“被胁迫杀人”何以无罪》，来源：正义网法律博客，，2016年12月13日访问。 “被胁迫杀人”何以无罪 ——由“宜宾富豪杀人案”说起 周娅（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宜宾富豪杀人案发生于2015年11月。四川某集团董事长被绑匪盯梢。在长达半年多的跟踪踩点之后，绑匪在小区电梯间动手，勒索亿元赎金。绑匪将他控制在一民居内，胁迫他勒死一名陌生年轻女子，并拍下视频，以此在放走富豪后加以要挟。富豪获释后当即报警，绑匪被抓。 每次上课即兴讨论起这个案子，问富豪本人要不要定罪？不少学生都直观表示，到底是杀了人，完全不追究是说不过去的。还有“神补刀”——“就算是紧急避险，杀人者和被害人都是生命法益，等值的，谈不上保护大利益牺牲小利益，当然也不该无罪。”但是想一想，好像又是迫不得已，所以处罚该从宽。甚至翻阅一些关于本案的网络报道，可以看到有律师也称“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以生命换生命，应负刑事责任。” 继续我们的课堂讨论——既然由此应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当事人应该怎么做才能不成其为犯罪人。毕竟，做一个守法公民必然是他的良好愿景。认定他是杀人犯的看官，能否指条明路？ 至此，一阵沉默。 那么，如果一个人注定要成为杀人犯，只能说明用来维持社会秩序，规制人的行为规范，必然出现了问题。 从目前披露的案情看，在被胁迫杀人的现场，富豪不答应绑匪的杀人胁迫，自己必然丧命。（作为绑架既遂案件的被害人，即使没有后来被胁迫杀人事件，自身生命也早就岌岌可危了。）人能放弃自己的生命以保全他人的生命么？扪心自问，这是做不到的。答案虽然残酷，但真实揭露人性。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也存在关于人性的最佳解释——期待可能性。法律不能期待你以自身死亡为代价而保全陌生人的性命。法律应尊重人性，对人的求生本能有一定尺度的退让。 再换举一例。如果富豪是以被人披露隐私为要挟而去杀人的案例，应该定罪否？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二者区别何在？这其中的关键区别在于“被胁迫事由”——“自身死亡”和“隐私被揭”的紧迫性程度显然是不同的。以“自身死亡”为代价的胁迫，具有现实性、紧迫性、危难性、无可救济性。在其情境之下，当事人是丧失意志自由的，进而丧失行为选择可能性，最终应阻却责任。这个时候，对富豪更形象的比喻应是绑匪的杀人工具，类似于刑法原理中的“间接正犯”。 因此，关于本案——乃至“被胁迫杀人”一类案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这在于“被胁迫”的事由。如是以当事人“自身立即失去生命”为代价的被胁迫，应当免责，无可定罪。 最后，以网络披露的两起类型相似的真实案例链接结束本文。刑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以一般预防震慑社会上的潜在犯罪人，以特殊预防制止当事人重返泥潭。像这样极端而无可复制的境地，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处以刑罚，会带来效仿或者重现的后果么？ 链接:被胁迫杀人案例 案例一 遭胁迫杀人 昆明两女子被免予起诉 2007年3月21日12时许，云南昆明市官渡公安分局晓东派出所接到110指令，有两名女子报警称遭到绑架。民警很快找到两名报警者。女子何某和李某说自己是坐台小姐，并称在两名男子的胁迫下，用“谁抽到老K，谁就得死”的方式，杀死了一名坐台小姐。民警随后确定犯罪嫌疑人。昆明市检察院对实施杀人行为的两名卖淫女决定不起诉。 案例二 遭胁迫奸杀大学生 男子被免予起诉 2008年10月，河南平顶山市一个8人犯罪团伙先行绑架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夏某，后又绑架与夏某素昧平生的大学生王科嘉。上述8名犯罪分子为达到勒索夏某1000万元的目的，威胁夏与王发生性关系，又威胁其用绳索勒住该女子颈部，整个过程被拍成照片作为勒索的手段。2008年11月8日，在平顶山市郏县一50多米深的废弃矿井内，发现了失踪多日的王科嘉的尸体。负责侦办此案的公安负责人表示，经过侦查和双方的口供，基本证实整个过程夏某都是被蒙着眼的，强暴时也是有人按着他进行的。勒王的脖子时，夏某的脖子也被绳子套着，后面有两个人勒他。嫌疑人称，如果他不勒王，就要勒死他。所以，8人因故意伤害等罪被起诉，夏某没有被起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