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司法确认模式。所谓司法确认模式是指，检察和解协议签订后，由同级人民法院予以司法确认，从而赋予其法院调解的效力。它是为了弥补即时履行模式与督促履行模式欠缺强制执行力的不足，而产生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模式优势明显：其一，它赋予了检察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能够解决检察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它既节约了检察机关因执行问题而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又能避免当事人之间的“拉锯战”。其二，从法院角度而言，它能修正裁判中的错误与瑕疵，做到案结事了。其三，它为民事检察和解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实现了检法双赢。 以上三种模式，及时履行固然是化解矛盾的最佳选择，但实践中和解与履行往往是互相分离的，为了避免和解后的执行难题，检察机关一方面需要及时督促当事人履行，另一方面需要采取“司法确认”的方式赋予检察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从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三、结 语 在民事检察和解中，检察机关既是中立的和解者，也是法律的监督者，其身份的双重属性，要求检察机关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息诉和解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职能的行使，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强化与补充，因此，在民事检察和解中，检察机关应以法律监督为重心，防止出现权力异化。当私权处分与监督权的行使出现冲突时，应当贯彻私权优先和有限监督原则，从而有效平衡、协调二者的关系。此外，由于和解协议欠缺强制执行力，检察机关应当积极促成当事人即时履行，当未能即时履行时，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与人民法院衔接，通过“司法确认”模式，赋予检察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从而解决其效力问题。 参见黄维智、邹德光：《论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及其协调》[J]，《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88页。 参见房琦、李田红：《民事检察和解制度浅析》[J],《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7期，第10页。 卢建平：《检察学的基本范畴》[M]，中国检察出版2010年版，第107页。 张晓林、李蕾：《民行检察和解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期，第18页。 汤维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新动向》[J]，《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5页。 参见赵芳芳：《民事检察和解构建探讨》[J]，《人民检察》2013年第2期，第23页。 张卫东：《“五项机制”做好民事检察和解工作》[J]，《中国检察官》2007年第12期，第43页。 参见张晓林、李蕾：《民行检察和解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期，第18页。 参见张晓林、李蕾：《民行检察和解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期，第18页。 参见房琦，李田红:《民事检察和解制度浅析》[J],《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7期，第9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