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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纵观彭宇案等一系列救人反被诬陷的案例，法院的判决显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首先，使见义勇为者心寒，这些案件的判决给社会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好事不敢做，如果做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还有可能为此而承担本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彭宇案如此，李凯强案件如此，李云鹤案件也是如此，因救人反被诬陷的案件结果大抵如此。长此下去，谁还敢助人为乐？中华民族行侠仗义，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何以延续？善良的社会风俗和良好的社会公共道德何以发扬光大？ 正是出现了这些本不应当出现的案件，给社会公众善良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使他们不敢作好事，不能作好事，这也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多起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事件的根本原因，六年前的小悦悦事件的发生，是这个原因；六年后的今天，白衣女子被撞事件的发生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彭宇案等一系列案件在社会还还造成了另外一个非常消极的影响，那就是使那些讹诈他人者非担没有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反而又通过法律途径，堂而皇之地得到了他们本不该得到的利益，这也促使一些心怀不轨之徒肆无忌惮地诬赖他人，以转嫁风险，取得不当利益。近年来，全国发生多起案例，一些人在摔倒或身体受到意外伤害后，一旦有人伸手援助，便无所顾忌地称是相救之人所致，进而要求赔偿，不给赔偿便大吵大闹，诉至法院。甚至还出现了碰瓷专业户，假借摔倒，搏得别人同情，诱导他人出手相救时，进而改口称系相助人所致，狮子大开口，要求人家赔偿。这些事件的发生，显然有当事人自身的过错，但法院判决不当，也是导致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 那么法院为什么要冒着那么大的舆论压力，做出如此背经离道的判决呢？笔者认为这是有关法院、承办法官片面强调和谐，审判指导思想存在偏差的原因。他们错误理解了和谐的概念，盲目追求和谐的结果，却忽视了法制。在他们眼里，和谐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不出事。片面强调和谐的实质就是和妄顾事实与法律，就是无原则地和稀泥，其后果必然是法治蒙羞，社会秩序混乱，正义缺失，浊气上升。 我们认为，法院应当端正审判指导思想，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对于弱势群体的权利当然要维护，但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决不能为了所谓和谐就曲解法律，就忽视事实，就一味和稀泥。其次，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应当严格遵照举证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当事人无法举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不能支持其诉讼主张。当然，如果当事人存在举证困难时，法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也可依职权调取证据，到现场进行戡验，立图恢复事件真相，如果当事人所诉属实，则应当立即判决支持当事人的诉情；如果经过调查，仍无法证明当事人的主张，则应当及时驳回原告的诉请；如果法院经过调查，确实是见义勇为反遭诬陷的话，法院不但要驳回当事人的诉请，还对这种滥用诉权，诬陷他人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对于确属见义勇为当事人，要进行褒奖，向社会广泛宣传，以泓扬社会正气。对于确属见义勇为，但行为存在不当，造成他人损失的，法院应当充分考虑见义勇为的具体情形，免除或减轻见义勇为者的赔偿责任。 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在白衣女子事件和小悦悦事件中，路人冷漠，无人相助的尴尬一幕的发生，根本原因不是社会成员丧失了道德和良知，而在于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不良现象，见义勇为者非担不能得到应有的表彰、奖励，反而被人诬陷，被诉至法院，而个别法院及其审判人员不顾事实与法律，在没有确切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支持了被救者的诉讼请求，判决救人者承担本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了令人遗憾的判决，结果导致更大的不稳定，更大的不公平，使得见义勇为者流泪又流血，也使得社会成员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原来的积极主动地见义勇为转变为冷漠处之，从而导致见死不救的现象频频发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败坏了社会见气，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与善良的社会风俗直接相违背，应当加以批判。要解决、根除见死不救的社会现象，须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社会成员要提高道德水平，决不可见利忘义，出卖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法院要严格依法办案，在审理类似案件时，严格依照证据规则，依法办理，绝不可以为了所谓和谐，便胡芦僧判断胡芦案，做出违背事实与法律的错误判决。有关部门应当大力泓扬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给见义勇为者大力表彰、嘉奖，并解决他们具体的、实际的困难，在全社会造成一种见义勇为光荣，见死不救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我们希望，六年前的小悦悦事件，六年后的白衣女子事件以后不会再重演。我们坚信，我们的审判机关只要严格依法判案，严格依照证据规则确认事实，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件一定会大大减少，见死不救的现象一定会大为减少，类似小悦悦事件、白衣女子的悲剧也一定不会重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