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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 最近，许多朋友见到我，都会祝贺我当选为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委员。有人还问，国际足联是怎么找上你的？他们认为，法学教授与足球很不搭界，能进国际足联，定有幕后推手。此说不无道理，但也未尽其详。换言之，虽有推手，但我与足球还是有些缘分的。 我自幼喜爱足球，上小学时曾入选校队。“文化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能加入“红卫兵”，整天没事干，就经常去踢球。我们那栋住宅楼有几个中学生喜欢足球，就把我们组成“楼队”，跟别人比赛。那时候，有些机关大院或大楼的孩子们会集体“约架”，而我们只是“约赛”，文明多了。1969年，我下乡到“北大荒”，在农场艰苦劳动之余还与连队的“知青”们自力更生地建了一个足球场，并且组织过三个连队知青的足球邀请赛。1977年“返城”之后，我先在建筑公司当了两年水暖工，然后考上人民大学一分校，攻读法律。我们是走读，学习压力很大，只能在上体育课时偶尔踢球。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人大本校的研究生，开始住校，就有了更多踢球的时间。我曾作为法律系足球队的主力参加了1984年和1985年的全校足球赛，并且取得一亚一冠的好成绩。不过，在那次夺冠的关键比赛中，我也亲身经历了一场惟妙惟肖的“假球”。留校任教后，我仍然热衷于业余足球运动，担任了法律系教工足球队的队长，并且在1992年法律系师生共同参加的“首届公正杯”足球赛中以“五场独中八球”的奇迹荣获“最佳运动员”奖（约等于“金靴奖”），成就我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那时，法律系教工队偶尔与外人“约赛”，包括海淀检察院等单位。我还曾作为人民大学教工队的球员参加过海淀区工会组织的足球联赛。2003年初，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任客座教授时，应邀参加了城大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大陆学生友谊赛。那是我踢的最后一场球赛！我已年届半百，与年轻人同场竞技，颇感力不从心。在妻子的劝说下，我终于决定“挂靴”，移情羽毛球。不过，我依然会抽空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国队的足球比赛，尽管那看球的过程少有乐趣。
201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接到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先生的电话。他说，中国足协要成立“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他在简要介绍有关情况之后说，经过考察，他们认为我是担任这个委员会主任的最佳人选。我对足球是有感情的，就答应了。不过，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我没再听说此事，也就淡忘了。 2015年11月下旬，我作为“中国作家拉美行”的主讲人访问巴西、古巴和墨西哥。回国后，我发现留守家中的手机里有一条短信:中国足协邀请我作为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参加12月16-18日在昆明召开的第十届足协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我对该委员会一无所知，连忙打电话询问。经足协有关部门的领导解说，我才得知大概的情况。这个委员会尚在筹建，目前我还是个“光杆司令”，有关章程和规则也需要协商制定。足协领导希望我通过参加这次大会了解有关情况，以便开展工作。
12月中旬，我到深圳参加了中英联合举办的“法治建设中的立法公开与司法公开研讨会”之后，就飞到昆明，出席了在海埂体育训练基地举行的足协会员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足球界的会议，颇有些别样的感受。2016年5月，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足协的蔡振华主席分别向九位委员颁发了聘任书。我们便开始研究起草《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并制定工作计划。说句老实话，这个委员会中有真正的足球专家，例如人称“中超之父”的郎效农副主任，而我是其中最不熟悉足协和联赛的人，需要补课的内容很多。
2016年11月初，我先到昆明出席了2016年中超联赛颁奖典礼，又在北京参加了2016年中甲联赛颁奖典礼。虽然我在名义上已经走进足球圈，但心里还有圈外人的感觉。在这些活动中，眼前多是半生半熟的面孔，耳边常有似懂非懂的术语。也许，作为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的主任，我就应该站在圈外，做一个寡言少语的旁观者。
2017年春节刚过，我接到中国足协综合部主任沈睿女士的电话。她曾担任中国足协规划与法务部的副主任，负责联系我们这个委员会，比较熟悉。她说，国际足联要补选一些委员会的成员，让各国足协推荐候选人。足协领导认为我比较有竞争力，决定推荐我去参选。她向我解释了此事的意义，并告知有关程序和要求。既然这对中国足协和我个人来说都是好事，而且也不费什么精力，我就答应了。我按照要求提供了个人简历等材料，都是现成的，发个邮件而已。我也知道，推荐离当选还很遥远，首先是亚足联这一关能否通过就很难说。因此，我很快就把此事放到脑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