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旅：为什么说苏东坡一生的功绩在黄州、惠州、儋州
来源：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作者：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发布时间：2017-05-22
摘要：美文共赏 2016-01-27 张旅 东坡赤壁 苏轼的一生中有个最明显的转折点，那就是乌台诗案。在此之前，这位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的苏学士曾经满怀信心，一再向朝廷上书，出谋划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浑身解数，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在此之后，他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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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共赏 2016-01-27 张旅 东坡赤壁 苏轼的一生中有个最明显的转折点，那就是乌台诗案。在此之前，这位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的苏学士曾经满怀信心，一再向朝廷上书，出谋划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浑身解数，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在此之后，他大彻大悟，知道仕途艰险，立功不易；而且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他宁肯不做“官人”，只做诗人，从此只以文学创作作为终身事业。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明智的抉择。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始终在官场上全力拼搏的人们，也无论是新党、旧党，也无论是君子、小人，一个个纷纷落马。倒是他这位埋头从事文学创作的谪臣，却捧出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诗文，万古流传，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对于苏轼的一生功业，与其叫后人妄加评论，倒不如让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既然说明自己的功业是从乌台诗案以后贬到黄州之时算起，所指的当然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做官。东坡这个地名在黄州，东坡先生这个外号也是他自己叫出来的。东坡这块地方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在来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苏轼；来到此地之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旷代文人苏东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进死胡同，置他于死地；想不到这一逼，竟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钻出来的时候，豁然开朗，居然走进了文学创作这一片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他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再局限于险象环生的小小官场，而是进入千家万户，广大民间；他从此不再介意一时的是非得失，因为他的名篇杰作必将跨越时空，流传千古。他来自大自然，现在又回到大自然，与鱼虾麋鹿为友；他来自民间，现在又回到民间，与村夫野老为邻。快哉！快哉！ 苏东坡正式被贬谪共有三次，一次是1080年被贬黄州，一次是1094年被贬惠州，一次是1097年再贬儋州。1100年，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一年，苏东坡曾自嘲总结自己的一生“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虽是自嘲，足见这三次贬谪对苏东坡影响很大。 湖北黄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一站。以后东坡在其所作的《书韩魏公黄州诗话》中说：“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陋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他谪居此地时，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流连忘返，又“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他创作的激情，如波涛汹涌而至，真是挡也挡不住。日后流传千古的名篇，大都完成于黄州。试想：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有谁没有读过前后《赤壁赋》与“大江东去”等等壮丽诗篇！ 广东惠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二站。当时远贬岭南，大都生还无望，本是令人十分伤感的事。但是惠州父老的热情欢迎，岭南气候的四时皆春，使他十分高兴。《宋史·苏轼传》中说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为惠州地方上做了不少好事，还天真地写诗说：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芽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东坡在惠州的主要生活事件可概括为四： 一是遇到好友吴复古，并相处多日。关于吴复古的资料介绍甚少。林语堂先生对吴复古的评价颇为生动“他与苏东坡要好，难道是有所求取？特别是等到苏东坡在朝得势吗？可是他向苏东坡从无所求。……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过一种为人所艳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要获得此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必须摆脱名利，吃粗茶淡饭，穿衣住处不讲究，步行千里，睡在旷野，不视为苦事。……他时隐时现，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我以为，吴复古与苏东坡有相似之处，但毕竟又不同。相似于他们的性情投机，不同于吴复古飘然若仙，超凡脱俗；而苏东坡虽才华横溢，卓然不群，然毕竟身在尘世，甚至曾经仕途通达，但是一旦遭难，苏东坡便有着吴复古的心态。这说明在心底里，两人共通。苏东坡就像一个晶莹剔透的透明玻璃杯，而吴复古是一个宜兴紫砂陶壶。一点相同：里面装的都是绝好的清茶香茗！ 二是虽是贬谪，但充分显示了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当地官员根本不将他看作贬官，反而以能有此机会与他一聚为荣。惠州当地和周围的地方官员都争相与苏东坡结交，成为挚友。有病有灾必有人探望；有事情需要帮忙必有人相助，可谓民风淳朴，世情不薄。而且他的许多当年故友竟然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徒步行走数千里地，从中原去岭南看望他。即便是现在疯狂的fans 们也不会粉到这份儿上的。依据林语堂先生的史料：苏州一位姓卓的佛教徒，去看望苏东坡在宜兴的儿子，恰值两个儿子正因为久未听到父亲的消息十分焦急。这位卓先生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是可以找得到。”于是，“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庾岭，走得满脸紫赯色，两脚厚茧皮，他走到了”！他在黄州的好友也写信，要行千里之遥前往看他 ，被他“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的回信所婉拒了。 三是苏东坡在惠州居住期间，与他当年在杭州西湖时一样，对惠州西湖（原称为丰湖）的水利建设十分关注。捐献许多钱物用于湖堤、桥梁和停榭的建筑。由苏东坡资助僧人希固所建的横于平湖与丰湖之间的石堤的西新桥成为堤上一景，后人称为“苏公桥”。 “更难得的是，他亲自与建筑民工为伍，巡视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开支。因此到西桥竣工之日，他与全城父老共同庆祝，尽情欢宴了三日。” 四是苏东坡在惠州，有一段令他极为伤心的事情，那就是他的爱妾王朝云可能因疟疾病死于惠州。苏东坡被贬时，姬妾相继离去，只有她随东坡二十三年，至死不渝。来惠州时，朝云三十一岁，死时只三十四岁。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中，朝云最称知己。她死后，苏东坡遵照朝云遗愿，把她安葬在城西丰湖边离寺院不远的小山的松树林旁。传说朝云死后，东坡每晚仍梦见朝云回家给他的幼子哺乳，她每次回家，下衣总是湿漉漉的，问她何故，朝云说因要涉水过湖所致。东坡听后深为感动，又想起民众涉水过湖，多有不便，于是便资助栖禅寺僧人筑堤修桥，在平湖与丰湖之间构筑起一道新堤，让朝云晚上不用涉水回家，这便成了苏堤的来历。所以我国有两个苏堤，分别在杭州西湖和惠州西湖。此后，苏东坡一直鳏居未娶。苏东坡曾写咏梅词怀念朝云： 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海南儋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三站。他到海南，已经垂垂老矣。当时海南的环境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朝云已在惠州病逝，他孤苦伶仃地来到蛮荒之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气馁，在海南努力从事两件事情，一是著书；二是办学。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在儋州完成；大量诗词，也已辑录成册。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能到海南来收徒讲学，远近轰动。许多学子都前来追随，照顾他的生活，亲如子弟。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别海南黎民》诗曰： 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在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他也把黄州、惠州、儋州看做自己的故乡，视老百姓为亲人。笔者在海南生活８年，了解海南的老百姓对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全无兴趣，却以能够拥有“我们的苏东坡”而自豪。他在当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身后永享盛名，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苏轼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也是丰富多彩的，是圆融通达的，也是充满矛盾的。他的性格豪放不羁，却不会像魏晋名士那样佯狂，而是富有理智的；他犯谏敢言处世孤高，却有平易仁厚与百姓为友；他一生向往回归故里却又可以随遇而安；他精通佛利彻悟生命却又极重养生之道……苏轼所以为人们所喜爱，就因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这常人的心态和喜怒哀乐，他不像其他文化伟人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他是一个惊世的才子，诗词书画都堪称奇绝，诗与黄庭坚合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合称“苏辛”，书法是“苏黄米蔡”之一，画是“文湖州竹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集有宋一代文化之大成，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惊世的才华令世人和后人仰慕，他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更是令人向往。他任道直行，敢为天下言，历经磨难而忠义不减；他一生刚强，浩然独立，他超然立世，卓而不俗；他儒释道兼容，达到了行云流水的境界；他有真性情，真文字；他坚贞劲节，临危不乱，不因忧患而堕落，他面对困境的智慧和超然令人折服。更重要的是，他是人民的朋友，一生悯农济世，为人民奔走呼号，深得民心；他又极平易近人，幽默诙谐，“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的人格魅力是他赢得了所有人的欢迎，他能随处变贬谪地为乐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居民的欢迎和爱戴让他感动，支撑了他的信心。 苏轼遇赦北归时，周行江上，白发萧散的他坐于船头，但见两岸万民蜂拥，争相以睹这位历经磨难而依然超然平和的文化伟人，以致苏轼自己开玩笑说：“莫看杀轼否？”实际上，然人们感动得不是这个萧然的老人，而是一种万里投荒仍能坚持到北归的顽强生命力，一种伟大的灵魂实质。我们知道，江州司马白居易，永州柳宗元，潮州韩退之，面对贬谪无不痛心欲绝，如临死难，而苏轼的遭际比他们要坎坷的多，却依然能够谈笑生死，超然旷达，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奇迹。没有伟人的时代是悲哀的，有了伟人而不知珍重的时代更为悲哀，人们的争相观睹正是一个时代对苏轼这一文化伟人的认可和珍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景象，苏轼的命真不错。 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文化人，就如流星般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但一闪之后就归于沉寂了，只有他们的作品在提醒着人们他们曾经存在过，但也有人就像恒星，光芒温厚而不刺眼，他的生命力穿过了千年的时空，永远就那么活生生的留在了人们的心里，这个人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可值得敬重的——永远具有人格和文化魅力的——练不识字的农妇都能津津乐道的苏轼，苏东坡。附：大文豪苏东坡在儋州的那些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 宋代大文豪苏轼正是这样一位令后人景仰的古代知识分子，在他谪居海南儋州的三年里，不但没有受困于仕途的挫折与现实的窘迫，反而笔耕不辍，创作成果丰厚；他不遗余力地向当地百姓传播中原文明，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而且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与儋州大地和当地百姓的这一段“鸿雪因缘”将永载史册，流芳万古。 苏轼《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在唐宋以来的历史文化名人当中，像潮州人敬仰韩愈一样，儋州人最喜爱苏轼。 不只是儋州人或者海南人，其实几乎每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没有不喜欢苏东坡的。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崇高地位，还有他的文人风骨和人格魅力。苏轼的一生是诗意的。如果按照现代的学术门类加以评定，他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几乎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宋朝以后的文献里面，有关他的一切印记，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 接触过古典诗词的中国人，对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名句都非常熟悉。其中，“大江东去”的豪迈，“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都让人怦然心动，过目难忘。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绝美诗词，多数都是在谪居之地写成的。在后人的想象中，苏轼与他的人生遭际，仿佛经历过地震海啸的遗迹上面，夜空中一轮皎洁的孤月，破败荒凉，对应着纯真美艳。“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是苏轼被一再放逐的路标，也是足以令人绝望的命运下行线。儋州，在9个世纪以前，处于中原文明之外，海外蛮荒之地。这是苏轼坎坷人生的重要节点。苏轼被这样极端的困苦，足足熬磨了三年。 海南万里真吾乡 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时间的界面回放到900多年前，即公元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 这一年的二月，谪居惠州的苏轼，倾其所有，新建了一座住宅，名为白鹤新居。白鹤新居西可远眺惠州西湖，东可遥见黄墙青瓦的寺院僧楼。“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乔迁之喜，加上与子孙团聚的天伦之乐，让春天里的苏轼喜不自胜。他为此写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言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就是苏轼此时此地的心情。这首诗前两句是写实的，年近六旬须发花白的苏轼，千里跋涉，终于到达贬谪之地。刚刚安顿下来，家人也能团聚了，本该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苏轼的痔疮病发作得很严重，加之惠州入夏酷热，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所以说完“霜风”，就说到“病容”。可是接下来趣致一转，明明听到了钟声而且被吵醒了，却说“家人向我通报，因为知道苏先生春睡正美，不忍心打扰，附近道观里的值夜人，五更例行敲钟的时候，手底下特意轻慢了许多”。 这就不仅仅是诗意栖居的问题了，这首诗辗转传到京城，据说宰相章惇笑道：“苏子瞻尚尔快活耶？”于是朝廷下诏将苏轼再贬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章惇和苏轼曾是好友。据史料记载，章惇为人豪爽，但心胸狭窄。因苏辙弹劾过他，便怀恨在心，并迁怒于苏轼。 颠沛流离的苏轼，席不暇暖，又被贬谪到儋州。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章惇选择儋州这个地方，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的缘故。而苏辙被贬谪到雷州，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如此荒诞的理由，后世之人没有不为之愤懑的。 儋州古称儋耳。在北宋时期，是极为荒蛮凶险之地，古称“南荒”，“非人所居”。62岁的苏轼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走到梧州的时候，苏轼突然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而且也在报到的路上，尚未走出滕州，距离百里左右。 苏轼决定加快脚步，一路疾行，追赶苏辙。兄弟二人在万里之外的异乡能够相聚，可谓悲喜交集。据说兄弟俩相伴而行，一走就是数日。有一天他们来到滕州的一家小酒店歇息，店里只有做工低劣的汤饼，也就是热汤面片。养尊处优惯了的苏辙，看着脏兮兮的碗筷和“粗恶不可食”的汤面，便放下筷子唉声叹气。而苏轼却毫不在意，风卷残云，片刻吃个精光。还跟苏辙调侃说：“你想仔细品尝这美味吗？” 我们无法想象北宋年间的面片汤，它的粗糙是何种感受。推想当时的研磨技术，面食应该远不如现代的精细，什么都能看得开的苏轼，尚且都要采取不嚼快咽的策略，其低劣不堪便可想而知了。身陷绝境，却能坦然面对，谈笑自如，苏轼这种乐观旷达处变不惊的心态和境界，也难怪千百年来，让人深为叹服。 苏轼在雷州和弟弟相聚了四天，又忍痛而别，挥泪南下。临别少不了叮嘱苏辙要放宽心态，保重身体。“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纵使千百年后的今日，想象一下他们两人生离死别，各奔苦难前程的凄然情景，依然如在眼前，令人痛心。 孤帆一片，载着苏轼父子，驶向茫茫无际的大海。苏轼却在诗中这样表达自己对命运的理解：“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儋州驿道，路旁儋耳山仿佛横空出世，拔地而起。危岩峭壁，奇峰怪石，迥异中土。农历七月初二，苏轼父子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行程数千里，抵达儋州被贬之地。他在诗中写道：“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苏轼来到了儋州，来到了他想象中的海天之外，异域的景象是如此新奇。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即便在遭受贬谪的厄运之中。 风烛残年，万里投荒，苏轼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他觉得这一去是再也无法踏上归途了。在赴海南途中，他给弟弟苏辙寄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可见苏轼已将海南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最后的归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溪边自有舞雩风 昌化军（儋州）的军使张中，对苏轼很是照顾，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还时常与苏过对弈达旦，苏轼在一旁观棋不厌，一派心安理得、气定神闲的高雅光景。 当时，朝廷对贬谪后的苏轼还有如下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幸亏遇到侠义的张中，使得初到儋州的落魄文豪，心里总算有一份慰藉。苏轼在后来赠给张中的诗中说：“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 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半年多，苏轼的政敌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听说这个情况以后，派人来到儋州，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后来又罢了张中的官。 自己好日子结束了不说，还连累好人丢了官，苏轼一时十分沮丧。据说好友佛印一度要来海南看他，他写信回绝，称自己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用手里仅存的一点点积蓄，在城南面的桄榔林下，买了一块薄地，并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好在海南的黎人淳朴善良，豪爽好客，经常有人给苏轼父子送些吃的、用的。 据儋州史料记载，苏轼在儋州三年多的时间里，向当地的黎族百姓传播中原文明，可谓不遗余力。 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土地，而以卖香为生，这里的农业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荒地极多，收获甚少。遇到疾病不请医生而相信巫师。人们思想封闭，文化落后，疾病流行。而且祖祖辈辈都直接饮用沟塘里的积水。苏轼克服了起初语言不通的困难，极力劝说当地黎族百姓，以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指导大家耕作的方法，并写了《和陶劝农六首》，真诚地告诉大家：“听我苦言，其福永久。” 他耐心地教化大家讲究卫生，指导当地人勘察水脉，掘土打井，人称“东坡井”。从此人们不再饮用沟渠浊水。 苏轼是墨的制作与鉴赏的行家。当时的海南缺笔缺墨，尤其是墨，十分昂贵。苏轼小品文《书潘衡墨》中记载，金华墨商潘衡来儋州制墨，得到的松烟很多，但是墨的质量很差。苏轼教他把炉灶与烟囱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让炉灶再宽大一些，结果得到的松烟虽然只有原来的一半，但是墨却比以前更黑，质量更好了，这就是著名的“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的由来。 苏轼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当地人以山芋为主食，父子俩自创了一道美食，名曰“玉糁羹”。并以诗记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在吃的问题上，苏轼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冒险家。《闻子由瘦 儋耳至难得肉食》一诗中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吃鼠类也就罢了，居然蝙蝠也敢吃，再怎么入乡随俗，这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有一次，当地的土著百姓送来一些生蚝，父子俩把它们剖开，把肉放进锅里，突发奇想，倒进一些酒煮了起来，味道十分鲜美。边吃边嘱咐儿子苏过不要对外人谈起，“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贬孤岛，估计也就苏轼想得出来。可见其沧桑阅历的背后，藏着一颗充满童趣的心。 在儋州，苏轼还结合气候条件与生活起居，发明了养生三法，即晨起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后来写成《谪居三适》，虽然写的是生活小事，却体悟颇深，予人启迪。当时海南岛由于开化较晚，生产条件落后，稻米无力自给，只能靠北方供应。为了度过“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日无”的艰难日子，苏轼和儿子参照古籍中的龟吸之法，通过调整呼吸吐纳，平衡能量的摄入和消耗，锻炼精气神，效果颇佳。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海南三年，苏轼共创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写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同时续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他的物质需求是那么容易满足，生活是那么自得其乐。寒冷潮湿的冬日，屋里升起炉火，他便感觉“先生默坐春风里”。正午的阳光照射轩窗，让人昏昏欲睡，正是“欲觉犹闻醉鼾声”。这是何等的怡然自得啊！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如此超然洒脱的诗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现代人的一次意兴盎然的免费旅游，根本看不出一个被贬谪者的愁闷心情。 让苏轼最为惬意的，是他的载酒堂。这里不仅有“鱼鸟亲人”的怡悦，还有“载酒问字”的神圣和庄严。 珠崖从此破天荒 载酒堂，是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而命名的。到了清代，进士王方清和举人唐丙章在此掌教，“载酒堂”才改称“东坡书院”。 表面上看，“载酒堂”是苏轼与朋友饮酒求乐的“会所”，实际上，是他以文会友、“问奇请益”、敷扬文教的地方。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堂”，实现了中原文明和海南文化的有效对接，是海南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 在儋州的三年时间，苏轼不遗余力地传播着中原文化。其中最显著的贡献，是亲手培育了几个优秀的本土学子。此前，海南一直没人参加科举考试，中原地区也一直没有海南人为官。 在这些学子中，有几位是苏轼非常满意的。像笃学上进、侠义好客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词义兼美”、忠厚正直的琼州“佳士”姜唐佐等人。苏轼的“载酒堂”就是张中和黎子云兄弟倡议集资，并在黎子云祖宅边修建的。后来，苏轼成了黎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饮酒，这给苏轼枯燥苦闷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来自琼山府的学生姜唐佐，是当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书。可惜几次参加科举，均屡试不第。这其中有诸多原因，比如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语言不通，以及长途跋涉、水土不服、状态不佳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海南孤悬中原之外，师资力量不足，中原文化渗透不够。得知苏轼被贬儋州，姜唐佐便带着老母亲从琼山赶来拜师，并一直侍奉左右，深得苏轼真传。姜唐佐气质不俗，文风磊落大方，错落有致，很有中州之风。去广州应考前，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第二年，姜唐佐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河南汝州，顺路拜会苏辙。苏辙把哥哥在北归途中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姜唐佐拿出老师题字的折扇，苏辙补写了这首七绝的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唐佐对苏辙表示不再参加任何考试，回到家乡开办学堂，把老师播下的中原文化火种继续播撒下去。后来，姜唐佐回到家乡，开坛讲学，终老乡里。 有了姜唐佐的“破天荒”，才有后来海南的人才辈出。从此以后，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在海南的五公祠内，人们专门设了一个苏公祠，世世代代纪念他。 由于受到苏轼的影响，现在儋州人崇尚读书，读书人之间经常诗歌唱和。甚至这里说话的尾调颇似四川方言，被称为“东坡话”，体现了人们几百年来对苏轼的深厚情感。 北宋至今，海南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明代的海瑞是海南琼山人。被誉为“20世纪伟大的女性”的宋庆龄是海南文昌人。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历史故事就发生在海南。 苏轼流放到海角天涯，吃尽千辛万苦，就他个人的命运而言，无疑是不幸的。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给海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传道授业，移风易俗，增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这对落后闭塞的海南来说，实为难得的机遇。所以后人曾发出“东坡不幸海南幸”的感慨。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然而儋州人对苏轼的仰慕与怀念，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所留下的人文印记，即使经历千年风雨，也不曾磨灭。他与儋州大地和当地百姓的这段“鸿雪因缘”亦将永载史册，流芳万古。 余生欲老海南村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6月20日，65岁的苏轼在儋州生活了三年零九天之后，终于接到大赦的诏令，北返中原。真的要走了，此时苏轼的心情却异常复杂。既有将与子孙团聚的喜悦，又有对儋州父老的不舍。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深情：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以诗明志，把海南当作故乡，而把出生之地蜀州看成寄生之地。可见苏轼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异乡的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这首诗是苏轼在海南最后的作品，题目是《澄迈驿站通潮阁二首》。 第二年的6月11日，苏轼在路过镇江的时候，游览了金山寺，看到寺里自己的画像仍在，于是在上面题写了一首六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第一句说自己年事已高，形容枯槁，内心平静，不再有恩怨，不再有波澜，就像木头燃烧之后化作冷灰。第二句说自己一生在官场颠沛流离，就像离岸的小舟一样，身不由己，不知所如。而后两句则让人为之一振。按照常理，三次贬谪应该是他心底永远的痛。然而恰恰是这最难熬的逆境，丰富了他的内心和阅历，使他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思考、喝酒、赏月，品味世情，感悟人生，展现出他丰盈饱满的精神世界。几次贬谪，都是以失意开头，以诗意结尾。 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遇赦北归时，构陷他的宰相章惇因为反对徽宗即位，被贬谪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怕苏轼报复他的父亲，便写信请苏轼手下留情。苏轼马上回信安慰他们，并把自己在岭南生活的心得和经验告诉章援，还嘱咐他岭南缺医少药，要给父亲多带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章援见信后，深为苏轼的宽宏大度和古道热肠所感动。苏轼给章援的回信，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伟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献。 《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在此着重强调了君子应有的风貌，这就是古代仁人志士的操守，也是苏轼的生活态度以及思想境界的根源。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诗文使人灵透，信仰使人坚定。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正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对于海南儋州而言，苏轼的存在，是天理昭彰，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耀眼之光。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的这两句诗气势雄健，展示了一个以圣贤为榜样的人，颠沛流离之际，对仁慈恻隐、节义廉耻的持守。 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其处境之困苦，使命之艰巨，心态之昂扬，意志之坚强，人格之伟大，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到“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苏轼，再到“旌旗十万斩阎罗”的陈毅，从书生意气，到革命家的情怀，可知这天地间的浩然之气，始终都是蓬蓬勃勃川流不息的。 星移斗转，倏忽就是千年。今天我们重读苏轼，不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让我们高山仰止，他融坚毅、豪放、豁达于一身的高贵品质，对黎民百姓的火热深情，更值得我们学习。由此想到，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而历经苦难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他们始终没有被敌人战胜，没有被困难压倒，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系吉林日报社总编辑陈耀辉） 李景新：苏东坡海南功业之综论2016-09-07 查看? 天下苏氏信息平台 作者简介：李景新（1964-），男，安徽萧县人，号望坡居士。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学报主编，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海南省楹联学会副会长，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顾问，第一届“南海文艺奖”文学类、书法类终评委。 苏东坡自海南北归，至真州（今仪征市），登金山妙高台，见壁间李公麟所画东坡像因题六言诗于其上：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人们常常引用的一首诗。虽然苏东坡把自己的功业定位在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事实上诗中的感情是复杂的。他的一生被政治风浪抛来抛去，没有自由，随时有倾覆的危险，而最严重的就是被贬谪到这三地，总计长达十年之久，他的政治生命在这十年中被剥夺，他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从这个意义上看，此诗的前两句可谓实写。与之相照应，诗的后二句不免包含有一些反讽自嘲的意味。这首诗实际上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但是，我们说含有一定的“自嘲意味”，并不是否定其“正面定位”的意义。苏东坡总结一生经历，看到了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生活必将对三地产生巨大的影响。事实上，他个人的许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成就和学术成就也是在这三个地方建立起来的。经过九百多年历史的证明，苏东坡在这三地所做出的历史功绩，确实非常突出，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力，也比其他地方更加深远。本文就苏东坡在海南的功业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 一、 海外文章之宗：苏东坡居儋期间的个人成就 首先，苏东坡居儋三年，自身在学术、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书法创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成就。(一)学术著述北宋儒学门派纷呈，主要有洛学、川学、朔学、新学四派，其中蜀川学派的代表人物为苏轼、苏辙兄弟。作为北宋儒学一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苏东坡的主要思想凝聚在《易传》《书传》《论语说》之中，这三部书代表着苏东坡一生在学术方面的最高成就。对于苏轼的学术渊源和学术成就，苏辙记载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 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 “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1]这段文献告诉我们如下信息：第一，苏轼博学，儒释道兼通，而学术著述所用力之处则在儒学方面，学术著述的成就主要体现于《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第二，三书著述的起因，《易传》乃是受父命而继作，《书传》《论语说》则是受父命的启发而作，三书完成，则等于完成了父亲的学术夙愿。第三，三书的宗旨，乃是为了知千载之微言、发圣人之密旨、明上古之绝学。第四，《书传》写作于贬居海南时期；第五，苏轼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十分自负。三书开始写作，是在贬谪黄州时期，他曾写信给滕达道曰：“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可见他最初打算一气呵成。但是政治风波使他身不由已，一直没有顺利完成。自海南北归途中，他写信给郑靖老曰：“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2]又写信给李端叔曰：“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3]元符三年（1100）四月，他在儋州为三部书写了一个总跋：孔壁、汲冢竹简科斗，皆漆书也，终于蠹坏。编钟、石鼓益坚，古人为不朽之计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坠者，特以人传之耳。《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书》《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4]可见，直到儋州时期，才著述了《书传》，修订了《易传》和《论语说》。苏东坡对这三部书十分看重。北归之时，他始终把这三部书带身边。他也知道现在拿出这三书的危险性，所以在去世之前，他把这三部书稿交给老友钱济明，嘱咐他说：“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综上所述，苏东坡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名山事业，是在儋州最终完成的。（二）文艺理论苏东坡是我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大家。在海南期间，苏东坡在文学批评方面做出了重要成就。首先是淡远型诗美理想的完善。苏东坡才华如海，性格豪放，早年所形成的豪横超迈、峥嵘绚烂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审美风格。随着经历、心境、人生观等方面的变化，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也就是“淡远形”的风格，成为他晚年追求的最高境界。对于淡远型诗美的思考并不是起于海南，却是最终完成于海南。苏东坡对历代诗人进行考察，把苏武、李陵、曹植、刘桢、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列为淡远型诗歌审美风格的代表。我们通过《书黄子思诗集后》《题柳子厚诗》《评韩柳诗》等文章，可以看出苏东坡对这些诗人所达到的淡远诗美的水平是有层次之分的：上述代表诗人都处在第三层次上，其中的陶渊明、柳宗元处于第二层次，只有陶渊明处于最高层次。达到第二个层次的特征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5]而对陶渊明所独处的第一个层次淡远境界的研究，则是苏东坡在儋州期间的功绩。绍圣思念（1197）年底，苏东坡把和陶诗集结后寄给贬居雷州的苏辙，并作书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6]“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遂成为对陶诗的经典评价，从而把陶渊明式的淡远之美推到极致，同时也代表着苏东坡淡远诗歌美学的最高追求。 可见，苏东坡的淡远诗美理想是有层次之分的，这个体系的最终完成，则是在贬居海南时期。其次是完成了其“尚意论”的写作学阐释。苏东坡是宋代文学艺术“尚意论”的代表，他个人的尚意论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此体系的建立并非始于海南时期，也非终结于海南时期。“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7]“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8]乃在居儋前之所论也。“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9]乃在离琼之后所论也。然而这些论述适合于天才型作家，对一般人的写作难有多少指导意义，因为一般人难以领悟和达到这种尚意论写作境界。因此尚需要有另外的比较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儋州完成的。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为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10]此文作于元符三年（1100）年，有学者葛延之渡海到儋州向苏东坡求教，苏东坡作此文以诲之。[11]苏东坡用通俗亲切的比喻，阐述在写作过程中以“意”取事的重要行，深入浅出，深受后世写作理论研究者的重视。此尚意论的写作学阐释，乃是其尚意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苏东坡的尚意论趋于具体化、可操作化、可普及化。此外，苏东坡在海南期间，并没有放弃“峥嵘绚烂”风格，他认为年轻人应该从峥嵘绚烂入手，以激发才情，逐渐走向平淡。元符二年（1099）年琼州学者姜唐佐到儋州从苏东坡学，苏东坡在其课册上题下了刘禹锡《楚望赋》中的一段话，王文诰谓“公诲文之法，尽于此矣”[12]所以题一段文字，正是“气象峥嵘，五色绚烂”的特征，可见苏东坡指导姜唐佐写作之用意。苏东坡诗文风格多样，他在海南期间也多有涉及多元审美情趣问题的文字。（三） 文学创作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这样一段话：“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澹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13]所谓宋人之说，乃朱弁的言论：“大批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14]文学史及朱弁的两段话对我们理解苏东坡在海南期间文学创作的成就及其原因，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今存苏东坡在儋州创作的各类文字作品，包括100多篇诗词，5篇赋，70多篇杂记和题跋，40多篇书信，10多篇史论，还有寓言集《艾子杂说》。苏东坡就是用这些文学作品记录了他在海南岛上完整的思想和心理历程，记录了海南岛上的自然风光、生活状态和民风民情。就文学成就而言，最为光彩照人的的是100多篇诗歌。这些作品体裁多样，每一种体式都有完美之作。最引人瞩目的是他那56首和陶之作，几近其全部和陶诗的一半。“东坡和陶的过程，正是他到海南之后调整心态的过程，是其心灵静化的过程，是在困苦中求得解脱的过程”[15]东坡在海南期间的和陶诗，比较全面的反应了这一过程。他对自己的和陶之作颇为自负，“至其得意处，自谓不甚愧渊明”[16]他早年那种峥嵘绚烂、豪纵超迈的风姿依然不减，诚如苏辙所云“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17]“东坡海南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18]对其海南诗做出了高度评价。他在海南词作不多，但《《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却在其晚年那片荒凉的土地上勃发出春意盎然的光芒。他在海南时期对赋甚感兴趣，所作赋占了他一生赋体创作的五分之一。他的杂记小品文依然那么潇洒，信笔拈来，自然轻松。他对政治与政敌的意见寄寓在寓言之中。他的几十通书信把海南的苦况告诉给亲朋。他的十几篇史论不减当年，笔力豪健，纵横驰骋，以史家目光，展示政治家的风度。下面一段记载可看出苏东坡海南创作的其去世后不就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19]根据古人的话语习惯，虽然这段话所叙并不一定局限于苏东坡在海南的创作，但是文中既然突出了“海外”，则其海南之作必定不可忽略。海南之士以及曾在海南做官的人士，十分重视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创作，收集编辑成《居儋录》和《海外集》，成为海南历史上最早的诗文别集，备受世人推崇。如陈景埙《重修海外集序》说，东坡儋耳文学，“力斡造化，元气淋漓……浑涵光芒，自作一家，浔所谓‘一代文章之宗’。”[20]（四）书法创作我海南时期乃是苏东坡一生书法创作的重要阶段。苏东坡在海南期间，虽然受到外在低劣的物质条件的限制，但是仍“不免时时弄笔翰”。他在海南期间进行书法创作，主要出于四个方面的需求：一是情感释放的重要形式；二是纸墨奇缺的客观现状；三是友情的汇报；四是亲情与宗教感情的交织；五是改变海南落后局面的信念。从这四个方面考察，苏东坡的书法创作意识是鲜明的，其书法创作活动是积极的，书法创作的成果是丰富了。[21]由于许多因素，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书法作品大部分都已散失，至今所能见到的传世之作还有6件。一是观看张中与苏过下棋时，他创作了《观棋诗并引》。此作运笔、解体、章法都极为平易，纯用中锋，线条流丽温润，清新空灵，悠然自得。二是和尚参寥子要远渡海南，苏东坡回信阻止而作的《颖沙弥贴》。明代董其昌评价曰：“东坡先生此卷乃海外书，不复作徐季海圆秀态，将以颜清臣之劲、王僧虔之淡收因结果。山谷所谓‘挟以文章忠义之气，当为宋朝第一’者，不虚也。”[22]三是疍民送给他一筐蚝，他与苏过制成美味，苏东坡写下一篇杂记，是为《献蚝贴》。笔法娴熟，线条多变而流畅，结构严谨而开张，骨肉兼具，字体扁长、大小、取势皆搭配得很完美，厚重中见洒脱。四是抄写陶渊明的饮酒诗之《陶渊明诗贴》。字取倚倾之势，字体略长，线条温润多变而不臃肿，具有自然之趣，清腴之气。五是北归途中在澄迈给赵梦得留的便笺《致梦得秘校尺牍》。此书不拘细节末梢，浓笔挥洒，笔力苍劲老辣，章法聚散自然，疏密得体。六是在姜唐佐家中写下的一副对联，即《张睢阳贴》。创作过程见于宋代洪惠《冷斋夜话》卷二，“逸笔草草，动有生气，彼固一时天真发溢，非有求肖之年也。”[23]六件作品各有特点，尤其是《渡海帖》墨迹，成为其晚年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十分珍贵，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综上所述，苏东坡可谓海外文章之宗。 二、风开溟南：苏东坡在海南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无论在苏东坡之前，还是在苏东坡之后，被贬谪到海南的多数官员，大多数比苏东坡官职高。但是对海南岛的影响而言，都难以与苏东坡相比。苏东坡在海南文化教育史上开创局面的崇高地位，他对海南历史进程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可谓一大奇迹。由于地理、历史造成的原因，海南文化教育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虽然在苏东坡之前，已经有中原之士到海南提倡文化教育，但是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直到苏东坡到达海南，海南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举人，苏东坡所看到的学校是一片凋敝，人民观念落后。苏东坡居儋三年，大力传播中原文化，提倡教育，改变落后观念，使儋州风气大变，并且影响到整个海南，从而使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最早发现苏东坡改变海南文化教育产生效果并予以记录的人物是“五公”之一的李光。苏东坡离去大约50年之后，李光被贬到琼州和儋州。他有大量的诗歌歌咏苏东坡。他在《琼州双泉记》中赞美双泉的自然品格和文化价值，说：“非苏公一顾之重，则斯泉也委于荒榛蔓草间，饮牛羊而产蛙鲋矣。”[24]犹其是所作《昌化军学记》一文，详密论述了教育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记载了海南岛教育的发展经过，进一步突出了苏东坡在海南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从中可看出苏东坡复兴学舍的愿望在这时得以实现：“期年而新学落成。且于民家得古肖像，华冠象佩，远合邹鲁。群贤从祀，取法上庠。御书有阁，讲说有堂。斋祭有室，诵读有舍。……固足以激奋士心，作新后学。”[25]这相对于苏东坡所见“窥户无一人”“先生馔以阙，弟子散末臻”的情形确实焕然一新，所以他接着说：“今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与苏东坡前后响应，在海南岛教育史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他所作《儋耳庙碑》一文集中考察和记载儋耳民俗，重点记载了海南人民祭祀冼夫人的风俗：“夫人生有功于国，没能庇其民。天有水旱，民有疾苦，求无不应。每岁节序，群巫踏舞，士女軿辏，箫鼓之声不绝者累日。自郡守已下，旦望朝谒甚恭。”[26]从这段记载中可知，当时与苏东坡所在的时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苏东坡看到的古庙是碑板漶漫，一片凄凉，久绝祭祀，当时苏东坡曾试图复兴对冼夫人的祭祀之风，李光的文章证明了苏东坡的这个愿望是实现了。李光文中说“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相踵故也。”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就是苏东坡。南宋之后，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苏东坡对海南文化教育的开启作用。如：清代陈烺《重修东坡书院有感》“宋朝一日攻朋党，儋耳千秋得太师”[27]，把苏东坡看作儋耳的太师。清代李文彬《载酒堂怀古》“桄榔树老荒庵在，宛似棠阴咏召公”[28]，把苏东坡的恩德比作周朝的召公。陈景埙《重修海外集序》谓苏东坡“一言一行，海表钦式，其为功于琼之人者，正复不小”[29]。 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序》几乎全部在论述苏东坡对海南的开化之功，开篇云：“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元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不独辟南荒之诗境也。”[30]文末又强调：“文忠公之教泽，流传千古矣。”史志则明言：“吾儋自宋苏文忠开化，一时州中人士，王、杜则经术称贤，应朝廷之征聘；符、赵则科名济美，标琼海之先声。迄乎有元，荐辟卓著。明清之季，多士崛起，……人文之盛，贡选之多，为海外所罕见。”[31]清代刘凤辉《居儋录序》说：“自公谪居此帮，德教所盛，优游濡染，骎骎有声名，文物风开琼南风气者，非公而谁哉？”[32]《琼台记事录》载戴肇辰的论断：“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33]则成为评判苏东坡海南历史地位的经典论断。[1]苏辙：《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6页。[2]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75页。[3]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0页。[4]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3页。[5]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6]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7]何薳《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页。[8]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9]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10]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11]据葛立方《韵语阳春》卷三，及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十三。[12]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十二，巴蜀书社1985年版。[1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55页。[14] [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15]李景新：《天涯孤鸿苏东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16]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后集》卷二十一。[17]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后集》卷二十一。[18] [宋]许彦周《彦周诗话》。[19]朱弁《曲洧旧闻》卷八。[20]《苏文忠公海外集》，海南书局民国23年（1934）版。[21]参见拙著《天涯孤鸿苏东坡》第七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22]见《三希堂法帖》此贴后跋语。[23] [宋]洪惠《冷斋夜话》卷二。[24] [宋]李光《庄简集》卷十六。[25] [宋]李光《庄简集》卷十六。[26] [宋]李光《庄简集》卷十六。[27]《桄榔庵、东坡书院历代诗选》，《儋县文艺增刊》，儋县东坡书院管理处1986年编，第8页。[28]《桄榔庵、东坡书院历代诗选》，《儋县文艺增刊》，儋县东坡书院管理处1986年编，第10页。[29]《苏文忠公海外集》，海南书局民国23年（1934）版。[30]《儋县志》，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档案馆1982年依据儋县档案馆所藏《儋县志》点校重印本，第1页。[31]《儋县志》，儋县文史办公室、儋县档案馆1982年依据儋县档案馆所藏《儋县志》点校重印本，第478页。[32]《苏文忠公海外集》，海南书局民国23年（1934）版。[33]见：[同治]琼台纪事录：不分卷/清?；戴肇辰、云逢晟修纂.——海南师范大学馆藏海南地方文献古籍线装书复印本.——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991年.——1册.原版为清同治八年（1870）刻本。三、东坡书院与五公祠：苏东坡留下的宝贵遗产 海南岛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不多，而苏东坡送给我们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两个：东坡书院和五公祠。（一）东坡书院与桄榔庵苏东坡自绍兴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到达海南，至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离开海南，除在琼州及路途短暂停留之外，都是在儋州居住的。苏东坡居儋三年，为儋州和海南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遗产，而儋州东坡书院和桄榔庵则是苏东坡为后人留下的有形的宝贵遗产。东坡书院坐落于今儋州市中和镇，乃是全国最著名的苏东坡纪念胜地之一。在同一个镇的另一个位置还有一个桄榔庵遗址。苏东坡到达儋州后先是赁居官屋伦江驿，十个月后被政敌赶出官屋，遂在城南桄榔林建起自己简陋的房屋，名为桄榔庵，苏东坡在此居住两年多。苏东坡于绍圣四年七月到达儋州，九月即结识了黎子云，十一月即推动建立载酒堂。载酒堂建于黎子云家，成为苏东坡传播中原文化的最重要场所。由于苏东坡崇高的人格、无尚的才学、伟大的功业及其深远的影响力，他所居住和活动的桄榔庵和载酒堂，至晚从元代开始，便正式成为官方或半官方纪念苏东坡的文化胜地。据史料记载，起先在桄榔庵建东坡祠，立东坡像，加以祭祀；后又在载酒堂原址重建载酒堂，将东坡像迎立于载酒堂。之后，载酒堂和桄榔庵历代都有修建，至民国时代，构成一个东坡文化纪念体系的两个并立的建筑群。两处都有人坐堂讲学，因此又都成为重要的教育场所。桄榔庵在民国时代毁于战火，东坡书院在“文革”期间被破坏殆尽。“文革”结束之后，政府集中精力重新修建东坡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南重要的人文景观之一”[1]。可以说，“以载酒堂为依托的东坡书院，并不仅仅是一座古典建筑物的遗存，而是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儋州及海南岛谪贬文化最重要的纪念载体。”[2]桄榔庵则一直荒废。我们希望能够重新修建桄榔庵，使儋州东坡文化几年体系不要残缺了一条轨道。（二）五公祠五公祠虽以“五公”题名，实际乃海南历史文化内涵最为丰富、最为集中、规模最大的古典遗迹建筑群，至少由四大群块组成：1.五公群块：与五公相关联的景区；2.苏公群块：与苏东坡相关联的景区；3.两伏波群块：主要是两伏波将军祠；4.龙王庙群块：龙王庙及铜佛雕塑。这区古典遗迹群最早的遗址是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所发现的“双泉”，具有文化胜迹意义的最早建筑物是其后郡守陆公在双泉所建的泂酌亭。其他遗迹都是以此为依托而修建或者移植过来的。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苏东坡自惠州贬谪昌化军经过此地时发现了“双泉”，成为他到达海南后送给海南人民的第一份礼物。元符三年（1100）七月，苏东坡北归又经过此地时，郡守陆公已经在双泉上建立了具有纪念意义的亭子，请求苏东坡为亭子命名，苏东坡亲题“泂酌”二字作为亭名，又作《泂酌亭》诗以记，这是此地最早的纪念性建筑。二泉相巨咫尺而味截然不同，其中一泉因水味不佳而堙没。苏东坡之后50多年，李光进一步疏浚所剩下的一泉，并命名“浮粟泉”。元代在此设立“东坡书院”，至明朝经重修后改为“苏公祠”。清代几经重修，清光绪15年雷琼道台朱采主持在此修建了五公祠，并对苏公祠进行较大规模的修建；同时把坐落在其他地方的“汉二伏波祠”迁建于此，改名为“两伏波祠”。作为海南最为集中的历史文化纪念地，其中的苏公群块既是这一景区的发祥地，又是这一景区中的一大亮点。1994年至1996年间，又在五公祠游览区内修建园林仿古建筑——五公祠陈列馆，以陈列五公史迹为主，同时陈列海南历史人文荟萃。“五公祠悠久的历史，孕育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它是全面了解海南历史、政治、文化发展的名胜古迹。”[3]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公祠乃是苏东坡留给海南的又一宝贵遗产。（三）五公祠与东坡书院之于海南文化经济的意义海南虽然早在秦汉就设置郡县，但是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距离遥远，气候恶劣，土地狭小，长期不受统治者的重视，得不到良好的开发，到了北宋时期还有舍弃海南的言论，苏轼曾有过驳斥。这些地理、历史与政治的因素，使得中原先进文化无法通过政治教化的途径传入海南岛，造成了海南岛与政治文化中心长期隔绝、文化发展缓慢的局面，海南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得到中央的有效统治，中原先进文化没有得到有效的传入。南朝末年，冼夫人统一岭南，海南包括其中，隋朝建立，冼夫人归附朝廷，在海南设置郡县，隋末战乱之后，冼夫人之孙冯盎归顺唐朝，有效统治自这段时期才算开始。“但一方面冼夫人所代表的文化并不属于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唐朝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北部边陲”[4]，中原文化的传播仍是有限的。学校教育是传播核心文化的主要阵地，“虽然海南岛在唐朝时已有设立学校的记载，但直到北宋后期苏东坡到达儋州，学校依然形同虚设。”[5]因此，海南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都保持着自身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这是造成海南长期发展缓慢而落后的主要原因。海南有待于中原先进文化的传入，在官方文化传播措施极为薄弱乃至缺失的局面下，贬谪便成为中原先进文化在海南传播并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这个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唐代到北宋后期是中原文化传入的接触与显现阶段，北宋后期至南宋是选择和采纳阶段，元代是消化阶段，明代是采纳融合阶段。因此，贬谪文化乃是海南历史文化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海南贬谪文化的载体，文献资料、文物和以历史遗迹为依托的纪念场所。海南贬谪文化规模最大、最为集中的纪念场所就是东坡书院和五公祠，主要文物大部分也是保持在这两个纪念场所之中。东坡书院和五公祠都是苏东坡贬谪海南直接留下的遗迹。那么，苏东坡在海南贬谪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苏东坡对海南历史文化的巨大影响，就可想而知了。五公祠和东坡书院在当今海南文化经济结构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已成为人们直观了解海南贬谪文化乃至整个海南古代历史的最主要的平台，都被海南省有关部门确定为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海南新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良好作用。海口市青少年德育基地。海南被作为国家战略而确定为国际旅游岛之后，旅游在海南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其中文化旅游板块主要包括民族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历史文化的主要景观即是五公祠和东坡书院。 四、流风遗韵惠千秋：东坡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乾隆四十年，王时宇作《海外集序》说：“东坡先生居儋四载，流风余韵，至今未泯。”[6]自彼时至今日，260年过去了，东坡先生的流风余韵不仅未泯，而且更加兴盛了。今天的儋州市，仍是海南文化的佼佼者，是海南文化格局的重要板块。儋州市成为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并非偶然，而是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在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给我们最为鲜明感受的，仍然是苏东坡的“流风余韵”。近些年，探索东坡精神成为苏学界的一大热点，正在于东坡精神在中国现代化文化建设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东坡精神是丰富多彩的，我认为以下四点最为重要。（一） 民本精神对苏东坡的民本主义精神，学者们多有论述。我曾有专文对苏东坡的民本主义与王安石的国本主义进行深入的比较论述，揭示出苏东坡鲜明的民本主义精神。林语堂说：“他一个人热心赈灾，不顾官僚制度的巨大阻力。……他始终替人民对抗政府，为穷人争取债务免还的德政，最后终于成功。”形象生动地表现出苏东坡民本主义精神的实践性。从我国“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基于改革之初的现实形式，改革的方向定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一国策使经济迅速腾飞，但是也导致了诸多弊端，如腐败滋生，贫富悬殊扩大，一方面是国家总值大幅度提升，一方面是人均收入落后，许多地区仍处于贫困线上。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民本精神的缺失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苏东坡不计个人得失，心系百姓，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极力奔走的民本精神及实践，这得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的学习。（二） 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7]创新精神是“文革”之后中华民族最为急需，呼声也最为迫切的精神。就个体而言，创新能力的培养基于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则有赖于各方面创新资源。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某种惰性而又不乏创新精神的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的民族精英们，往往都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苏东坡便是一位创新精神十分鲜明的人物。文学上，他是第一个把佛教哲学注入儒诗的诗人，他的散文与韩、柳、欧有显著的区别，他的词开创了豪放一派。林语堂说他是创新的画家，开拓一种新画派“士人画”，使中国艺术独具一格。他书法在继承王羲之、颜真卿、李北海等人的基础上，独具风貌，开宋代尚意书风。他对水利有广泛研究并有卓越见解。他是造酒实验家，造墨实验家，美食试验家。“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对茶文化有独特见解。“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对棋文化有独特理解。总之，苏东坡在许多领域都显示出积极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对我们急需创新的时代具有着精神支持的作用。（三） 独立精神孔子曰“三十而立”，包含着立人的含义。人如何树立起来?无独立精神则无法完成人格的树立。苏东坡可谓独立人格的实践者。林语堂描述说：“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不但基于他诗词和散文的魔力，也基于他敢于英勇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他的个性和主张构成盛名的骨干，而文风和用语的魅力则形成了灵性美的肌肤。”此所谓“个性”，就是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主张，也就是独立精神。独立精神来自正直的品格，一身的浩然正气，能维护他的灵魂，不惜为此付出代价。他的这种独立精神在对待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苏东坡他反对王安石新法，是因为他的主张与王安石不同，后来又看到新法给老百姓带来种种灾难。因此，苏东坡拒绝与王安石合作，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属于旧党。元祐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专政，完全废除新法，苏东坡又站出来与司马光争论，原因是苏东坡看到王安石新法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在他看来，合理的成分不应该废除。由此，他既得罪了王安石，又得罪了司马光。其中的根本原因是苏东坡具有着独立精神。独立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在现代文化史上，陈寅恪1929年为清华园王国维纪念碑作铭文，最早明确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精神“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8]。苏东坡的独立精神，也应该在当代发挥启发作用。（四） 旷达精神人生没有绝对的一帆风顺，就个体而言，在遭受挫折之时，一味的哀伤消沉不会产生任何正面的效果，旷达超脱的表现就显得十分可贵。苏东坡最为人们佩服的人生风范即是他那无与伦比的超旷达观。一本文学史总结苏东坡的意义时说：“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敬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9]这种范式的人格依据乃是单纯、真挚、幽默、自由、人生散点透视法、诗意栖居的心灵，哲学依据则是儒释道的融合，“苏轼对于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10]苏东坡的旷达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精英。当代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节奏飞快、压力巨大的社会，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更需要旷达精神的调节。苏东坡的旷达精神依然是我们的宝贵遗产。林语堂说得好：“苏东坡死了，他的名字只是一段回忆，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他灵魂的欢心和心智的乐趣，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宝藏。”[11]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12位“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可见苏东坡的文化意义已经超越了地区，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正如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先生所说：苏东坡是眉山的苏东坡，是四川的苏东坡，是中国的苏东坡，也是世界的苏东坡。东坡文化遗产在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必将继续发挥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1]百度百科《东坡书院》，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TKlX5keen9ruckcRuP11_QeW4PadhHjbCoF6z_L9XcZ79HYo_3-7Je3CXZWkNKe_iH-Dt4lhpKVRrZaLEMPHa，2015年九月12日引用。[2]李景新《李光在海南岛贬谪文化中的贡献和地位》，《琼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64页。[3]百度百科：《五公祠》，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BqCNhvWW6F-K9fE-YQYRnspjWDOojCKWaG7MTYAEyMUU5XdtMyUYfryLNsb9_fgMBAmrPumE0Ab9aNDCM4dVK，2015年9月12日引用。[4]李景新，高海洋《王佐对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兼谈王佐研究的一些问题》，《琼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40页。[5]李景新，高海洋《王佐对贬谪海南人士的吟咏——兼谈王佐研究的一些问题》，《琼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40页。又，北宋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七月二日到达昌化军，不久听说城东有学舍，欣然往游，然看到的情形是连一个学生也看不到，只有一位忍饥挨饿的先生守在那里，遂作诗以记之曰：“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未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可见当时海南教育之一斑。参见李景新《天涯孤鸿苏东坡》，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6]《苏文忠公海外集》，海南书局民国23年（1934）版。[7]百度百科《创新精神》，http://baike.baidu.com/view/664514.htm，引用日期：2015年9月5日。[8]百度文库《独立精神》。上传时间：2012年6月1日；引用时间：2015年9月5日。[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68页。[10]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55页。[11]林语堂《苏东坡传》，宋碧云译，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来源： 海南省儋州文化研究会官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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