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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9日下午，安徽省蚌埠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肖某在办公楼坠楼死亡，紧接着4月10日上午，湖南省娄底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邹某某也在家属楼坠楼死亡。虽然官方对于官员自杀基本秉持“冷处理”的方式，但不出意外，每次类似事件，都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和无限遐想。 对于官员自杀，公众基于“公民偏见”，常常以最恶毒的心态来看待——又死了一个贪官，普遍认为官员自杀肯定与贪腐有关，这似乎已成为一种集体式的“条件反射”；而官方基于“官方立场”，常常讳莫如深，一般不会主动公布消息，即使被媒体爆料，被迫予以回应，也是千篇一律——经公安调查，排除他杀，据了解，某某长期患有抑郁症（失眠、患病等等），之后便再无下文、不了了之。 如此，抑郁症、失眠、患病等等，已然成为官方解释官员自杀原因的“标准版本”。无法回避的是，自十八大高强度反腐以来，官员自杀事件明显增多，官方公布死因无视反腐因素，显然无法令公众信服。 公众对于自杀官员涉嫌贪腐的质疑，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三条:一是东窗事发、畏罪自杀，某些贪官平时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一旦被抓，不仅要身败名裂，而且会身陷囹圄，巨大的身份和心理落差，最终自杀不失为一种解脱；二是牺牲一个，幸福全家，某些贪官大肆敛财，甚至“全家齐上阵”，一旦被抓，不仅“人财两空”，而且会连累妻儿老小，如果自杀便“死无对证”，家人和财产都能“双保险”；三是丢卒保车、人死案销，贪腐官员习惯于结成团团伙伙，搞群体性腐败，个别贪官及时自杀，能够中断线索，可以换取整个圈子的安全。 仔细分析公众的质疑，虽然难免以偏概全，但也并非都是无理取闹、空穴来风，相反，很多都有现实的影子和合理的成分。据说，自杀是人类的“专利”，因为只有人类才懂得自杀。自杀本是一种极端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它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处于官场中的官员自杀，官场环境和政治危机无疑是难以回避的一大因素。中国有句老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官员来说，即便不是大富大贵，但与普通老百姓相比，显然还是要体面得多，不到走投无路，你一个堂堂官员，怎么舍得轻易自杀？ 至于抑郁症，在现代社会各种压力之下，其实也就是一种很普遍的精神疾病，或许与感冒发热差不多。套用一句流行语，这个年代，哪个人还没有一点抑郁。但是，如果官员一抑郁就自杀，一自杀就抑郁，这恐怕就经不起推敲和验证。客观地说，在滚滚红尘之中，即使是清官，也有因抑郁而自杀的可能性；即使是贪官，或许抑郁也是自杀的一大因素。但无论如何，抑郁症都不应该成为所有官员自杀的“替罪羊”。 公众爱好围观和质疑，看似“看热闹不嫌事大”，实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使然。一个基本的逻辑，官员是国家工作人员，行使着各种国家权力，工资福利也都由纳税人承担，其自杀不仅仅是个人私事，公众有权利提出质疑，官方也有义务公布真相。相反，如果官方对于公众的质疑置若罔闻，那就难免有失职渎职之嫌。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官员自杀，官方极少主动启动调查和公布结果，绝大多数是选择回避和沉默。揣度官方的重重顾虑，或许是囿于“死者为大”的潜规则，但我们也有“盖棺定论”一说，对于某些清官，如果因自杀而背负贪腐的骂名，而官方没有及时调查和澄清，无疑是对死者的亵渎；对于某些贪官，如果自杀能够“成功逃离”，无疑会产生“传染效应”，只怕会有更多的贪官上演自杀一幕。 其实，官员自杀虽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官方完全可以保持正常的心态：无论公众是否提出质疑，只要发生官员自杀，就应该逐案启动死因调查和信息发布机制。首先，公安要第一时间介入，以缜密的侦查和确凿的证据，真实还原官员死亡的全过程，如果是他杀，应当刑事立案，如果是自杀，应当移交纪检监察处理。 其次，纪检监察要逐案调查，对于没有违纪违法的官员，应当及时公布调查结论，消除公众质疑，还死者以清白；对于违纪违规的官员，应当给予相应的处分，处分结果同样要及时公布；对于涉嫌贪污受贿犯罪的官员，则应当将线索移送司法处理。 再次，公检法对于自杀官员涉嫌贪污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各司其职，及时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的司法程序，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除依法返还被害人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 最后，如果自杀官员牵涉到与其近亲属及其他关系密切人的共同犯罪，或者牵涉到其他官员的腐败窝案、串案，纪检监察和公检法等主管机关，也应当根据各自分工积极立案查处，绝不姑息迁就，切实做到除恶务尽。 唯有如此，腐败官员的自杀算盘才会落空，官方公布的自杀真相才具有说服力，政府的公信力才能不断提升。相反，如果官方调查缺席，而“抑郁症”常唱不衰，公众的质疑只会越积越深，最终透支的也必将是政府的公信力。 首发于阿正评论，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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