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有感——王业朝
来源：中近史读书会 作者：中近史读书会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4-08
摘要：读书会预告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是梁其姿教授自1984年发表的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一文后，约十年时间致力于明清慈善组织研究而写成的专著。本书共分为导言、六章、结论及附录等部分。首先，在导言中，作者就对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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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预告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是梁其姿教授自1984年发表的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一文后，约十年时间致力于明清慈善组织研究而写成的专著。本书共分为导言、六章、结论及附录等部分。首先，在导言中，作者就对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角度、研究资料的选取、研究地域及其他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一番见解。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明清时新生的善会善堂，善会善堂有别于个别善士的善行、宗族的义田与义庄、政府及宗教团体的赈济活动，是有地方士绅商人等集资、管理的慈善机构。这些慈善组织兴于16世纪末期的明代，盛行于清代，甚至民初仍有不少传统善堂仍在运作，本书研究重点则在1850年以前的历史。它们遍布全国，是清代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重要性及社会意义不容忽视，其中渗透了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因素。本书既从客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去探索善堂的成因，也从施善者的主观角度去分析善堂的功能与性质，从而深入解读了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作者透过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并与海外汉学对话，回应了中国有无“福利国家”传统之问，为明清社会描绘出一幅活泼的历史场景，丰富了世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其次，本书就明末之前的慈善行为分为了宋代前后两个时期，对“贫穷观念”、“贫”与“贱”的关系以及这段时间出现的慈善机构进行简要概述和分析。就“贫穷观念”而言，古今中外皆有差别，现代的“贫穷”是一个可客观量化的经济现象，较之古代的“贫穷”则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在西方社会，中世纪早期由于耶稣以穷人形象出现，故贫穷有正面意义，但在16世纪后，穷人和乞丐则因成为黑死病的媒介而被视为疾病，在商业时代，“贫穷”更进一步反面化。而在宋以前的中国社会，贫穷与道德并无关系，甚至于在儒家的早期传统中，“贫士”成为一个“清高”的象征，但是在宋以后，贫穷逐渐成为了道德问题。就“贫”与“贱”的关系而言，宋以前，“贫”是一种中性的经济身份，“贱”则是四民引以为耻的社会身份。经过五代门阀士族的没落与布衣阶层的兴起，社会身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良贱之分也体现在职业性质上，儒居首，四民次之，最差的便是乞丐与流民。而宋代商业的发展也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都市贫民阶层的出现让贫穷成为了具体的社会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出现了官方办理的慈善组织如安济坊、居养院等。宋代的慈善机构无疑不同于隋唐的宗教救济但是有沿袭其传统，但是在济贫政策上却大有不同。而在元、明两代，发展幅度皆小。明末政府的不作为让地方精英接手处理社会救济的问题。再次，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成为本书的重头戏，作者在第二章就善会兴起的原因作了一番分析。第一，穷人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慈善组织出现的原因，历朝历代末年皆为乱世，而且这些慈善组织出现在最为富裕的江南地区；第二，作者从施善者主观角度分析其原因，认为善会的出现是贫富良贱观念的转变以及为了整顿社会秩序。明末短暂的时间并未产生大量的慈善组织，而在清朝当政约10年后，第一所具规模的育婴堂在扬州成立，三百年间各类善堂遍布全国。三百年间，善堂的财务、管理等皆发展完备，盐税的补助、善人捐助的不动产、轮值制与董事制的建立、善堂规条的完善皆是其发展的原因。各类善堂如育婴堂、药局、救生局也颇具特色且分类越来越细化。在雍正帝颁布1724年诏令后，作为推动善堂发展的诏令虽无实际政策，但是其象征意义却远大于实际意义。在此之后，慈善机构的“官僚化”愈发明显，官方对于慈善机构的介入明显增多，官僚在财务和管理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与监督。对于这种介入，善堂的规模皆有所发展但是其带来了冗员增多和依赖官员惰性的产生等弊端。而官僚与地方慈善家也有一定的关联，不仅在于一些血缘关系，在利益关系上也紧密相连，地方精英需要依靠官僚维护自身社会地位和财产，而地方官僚则需要依靠地方精英了解地方情况，维护地方秩序。但是二者在赋役和重大的经济问题上也存在矛盾。而对于在乾隆中期以来慈善组织的“儒生化”，作者也提出了一定的观点。惜字会、清节堂、施棺助葬社等的出现与发展便印证了慈善组织的“儒家化”。惜字会崇尚文昌信仰，这种信仰行为作为儒生的职业性信仰经过惜字会的发展成为了近乎全民的活动，为的就是通过惜字“行善积德”以便中举。而清节堂救济的寡妇也必须合乎“礼”的贞洁标准，而施棺助葬社对受施棺者的标准也是葬俗要“合礼”。最后，作者要讨论的几个问题是慈善组织是否是“福利国家”的前身以及公共范围与公民社会的争论。“福利国家”是西方的概念，中西慈善组织在近代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中国的慈善组织日益倾向于调整政权与社会的关系，而与福利国家完全无关。从明清慈善组织的历史发展看来，所谓“公共范围”虽然有发展地方社会自主的潜质，但是由于善堂领导阶层在意识形态或社会身份上的限制，这个潜能并没有太大发挥，反而，政权与社会力量在这个范围内找到了平衡，直到19世纪，善会善堂成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地方组织。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本书的论述让我受益颇丰，而在其书末竟有35页的参考书目，让我深知大量的阅读和积累才能写出这般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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