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中国人失去的不只是家国
来源：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 作者：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27
摘要：法静亦水 奋力而为 战争中，中国人失去的不只是家国，还有人情味和道德1944年秋天，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其军队元气大伤，其人民意志消沉、迷失方向、失去希望，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其政府还是由蒋介石领导，但因无力防止侵略者掠夺而丧失了信用。数百万军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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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静亦水 奋力而为 战争中，中国人失去的不只是家国，还有人情味和道德1944年秋天，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其军队元气大伤，其人民意志消沉、迷失方向、失去希望，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其政府还是由蒋介石领导，但因无力防止侵略者掠夺而丧失了信用。数百万军民死于战祸，千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沦为赤贫，在绝望中挣扎。无数的城市化成了燃着余烬的废墟，绝大部分乡村经济被破坏殆尽。研究战争的学者估计这场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约为1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只有战争开始时的四分之一。中国如此巨大，因此某些地区并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战火燃及，最为明显的是东北地区和台湾，而这两者都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实际上还在经济上得益于日本对物资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其他地区，特别是被称为大后方的广袤的内陆省份，包括四川、山西、贵州、甘肃和云南，基本上未被日军占领，或者没有直接接触战争。即使那些更靠近中部也被日军实际侵犯的地区，如湖南、河南等省，在1937年日本最初的侵略和1944年春日军发起残忍的“一号”作战行动之间，也很少发生实际交战。在中国许多未被占领的地区，中国人一如既往地充满智慧、精力充沛地努力去生活，因为哪怕是身处绝境，人们也总得奋力而为。甚至是在集中营和沦陷区，人类的创造力也绝不会停顿下来。“如果没有外界压力所带来的恐怖和四处逃亡，一个省级城市似乎能够在和平的自治中艰难前行，就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以往的帝国统治期间一样。”美国旅行者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如此写道。在美国参战之前的1940~1941年，他已走访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难民创造了新的社区。一个新富企业家阶层涌现了。被称为“游击商人”的他们，行囊里塞满了丝袜或自来水笔，乘坐小船或马车从日本人控制的城市前往未被占领的城镇。在广东和广西两省的旅途中，佩克发现许多“新兴的小镇，挤满了新的餐馆和酒店，赌博、酗酒发出的嘈杂声通宵达旦”，这些地方原先只是宁静的渔村，小船在村边绕过。按理说走私是非法的，然而经当地军事指挥官和海关官员征税后仍可放行。几个月后，1941年在河南省，佩克遇到了一位前任官员，失去了工作，转而成为一名游击商人。他报道说，河南最繁忙的走私港口界首镇，有着比重庆还好的中餐或西餐馆。重庆东北方向600英里外的黄河岸边省会城市洛阳，“庇护着十多万人口，热热闹闹地守着中国城市生活的套路，一片繁荣景象”，仿佛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与苦不堪言、人满为患、瓦砾遍地的重庆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50英里开外就有日本军队驻扎。这种表面繁荣状况的存在，绝非因为中国政府的作为，它随时可能会戛然而止。就在佩克到达后两个星期，日军对洛阳的常规轰炸就开始了——侦察机在早晨飞来侦察，轰炸机则在夜间投弹轰炸——突然间恐慌伴随着日军入侵的谣传席卷全城。日军飞机往往贴近黄河飞来，顺着黄河朝北飞向洛阳，刹那间，一分钟前还在和平地从事日常交易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街道上相互碰撞，仓皇逃避，争先恐后地跳下陡峭的台阶躲进防空洞里。佩克后来写道：“每次长时间空袭后，清理队伍就会扛着很多用草席裹着的尸体从大街上经过。”商业凋零，四处停电，学校关闭，房地产价格直落，蔬菜价格飞涨。“这座城市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破旧、凌乱的景象，如同我在之前秋天的重庆所见到的那样，街道上电线缠绕，瓦砾成堆，海报和窗户纸撕裂成碎条挂在空中。”“大街上……从黎明到黄昏都冷冷清清，空空荡荡。”1941年5月16日，日方出动110架飞机轰炸洛阳，扔下了700多枚炸弹。这天下午：往西去的道路挤满了人，或徒步，或坐着架子车、黄包车、独轮车和汽车，缓缓地逃离洛阳。道路两侧树木上方，人流经过时扬起的灰尘如条条长蛇连绵不断，从烟火笼罩的城镇一路延续到远方群山的边缘。路边田野上，人们的喊叫声、哭号声和咒骂声融汇成一道低沉的、颤抖的、连续的声响，就像一头遭到致命攻击的野兽，在鲜血直喷时发出哀号。轰炸结束后，正常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洛阳，许多难民也是如此，中国人的适应能力得到部分恢复。但城市附近和河对岸群山中的战斗所留下的愤怒和不信任将长期留存，难以忘怀。人们仇恨日本人，他们对国民党保护他们的能力也丧失了信心。政府的批评者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报纸均需送审，因此国民政府在抵抗上的软弱无能不为大众所知，然而尽管无人亲眼看见，但还是被人怀疑。国民政府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的军队未能攻击日军的后方，按照统一战线中的条款这是他们必须做到的。共产党人拒绝了这项指控，但联合阵线这个从来就不牢固的联盟，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团结了。正如佩克所描述的那样，在洛阳城外艰苦跋涉的难民中，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征用了大多数轿车和一半的马车，车上“挤满了省城庞大的文武官僚群体的家眷、家具和文件”。这样就更加促成了“笼罩在公路上方的仓促、野蛮、只求自保的氛围，这种乌烟瘴气如同灰尘一般令人窒息”。食品和交通的价格涨了四倍；那些花得起钱的人连盆栽棕榈树都装上马车运走，而穷人们则只能肩扛手提自己的必需品，这只能激起怨气和反感。有些人干脆在路上大打出手。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参战之前，当时外部世界中几乎没有人会关注此事。尽管他们毫不知情，可中国人却面临着又一场将延续四年的战争。中国人的生活被扭曲变形了，无论是大是小，集体或个人。国民党军队遭受的惨重伤亡严重削弱和耗损了国民政府，而这个政府还得去面对在日本占领期间规模和实力都大幅增长的共产党对手。除了死亡和经济损失之外，许多城市遭到破坏，民众大批迁移，国家的精英，如专业人士、行政管理人员、公民领袖、商人和金融家，大量衰减。由于国家的贫困和落后，在中国辽阔地域上分布稀少的许多拔尖人才，也失去了他们的金钱，还有他们的信心。行政机关成了一个烂摊子，知识阶层虽然没有被摧毁，但大都不在其位，其领军人物，如当时的政府一般，处于内部流放状态。为了生存，争斗十分激烈，从而产生了一种人人只为自己的相互仇视、不信任和愤世嫉俗的氛围。传统的中国，虽然贫穷，但培养了某种儒家和佛教的社会良知，尤其是通过一些被称为“同乡会”的慈善组织，即来自相同省市现居住在其他省份或城市的人会伸出援助之手，给来自同一地区的新人提供帮助。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作“人情味”，意思是人类感情上的情愫，凭借一种美德的滋润可以减缓生活中的摩擦。但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抹杀了大部分人类情感，留下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孔子认为，完美的道德包含五个特点：庄重、宽厚、诚实、勤敏和慈惠。所有这些宝贵的美德都因国家陷于长期战争而萎缩，因此，政府的苛捐杂税、对弱者的无情盘剥、食物盗窃、土匪、海盗、强奸和高利贷紧随日本铁蹄的蹂躏，接踵而至。比起中国人自己，或至少那些在作品中描述战争的中国人，这个现象更为在华外国人所关注。佩克这样写道：“生存的困难，以及潜在的恐慌，在所有交易中激起了贪婪和狗咬狗的个人主义，只剩下家庭这个最后幸存的单位，还保存着相互间的仁义和责任。”即使在最好的时代，拥挤不堪、贫穷落后的中国，也比大多数国家遭受更多苦难。在战争期间，苦难更是呈几何级数加剧。“公益精神、宽宏大量，甚至是忠诚老实都成了大多数人难以承受得起的东西了，”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写道，“强者不仅践踏弱者，他们彼此之间还尔虞我诈。”尽管国民党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宣传，如鼓励大家唱爱国歌曲，在未被占领的城市里贴海报，致力于塑造英勇抵抗的形象，不断宣称一切都是按照蒋介石的计划进行等，但政府首先要为未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负责，并要为随之而来的混乱无序、迷失方向、残酷虐待、流离失所、惨无人道负责。“你能见到之前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痛苦，眼神迷茫、情绪消沉、愤懑不平、仇恨绝望，而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些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体内。”这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1945年时对即将去重庆赴任的美国外交官约翰·梅尔比的告诫。虽然该官员说的是印度，但他补充说：“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完美的介绍。”作者 |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文字 |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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