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美文共赏中国人说谎话的最高境界，是把谎话说成真话——你撒的谎所有人都相信，它就是真话；或者，你撒的谎所有人都不相信，撒了等于没撒，它也是真话。中国人说真话的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每个字都是真话，但真相截头截尾，真话变成谎言。这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杂文选刊》有文章发表观点，认为中国的谎言文化滥觞于“讲价”。梁实秋也在《讲价》里写过善讲价者的犀利：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只为战胜待价而沽的奸商。讲价和谎言有共同的乐趣，在于“猜”：首先，都知道牌子上的价钱是假的，这是潜规则；然后，都明白自己有权利知道实价，但非要猜得不亦乐乎，这是文化；最后，都坚决认为不讲价就买不到好东西，这是迷信——其实“讲价逻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和中国人看电视购物频道、读最新统计数据、听领导讲话的情景，是一致的。中国人善猜。最含蓄的表达，也有最懂人情世故的听众去明白它的意思。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有个观点，说监狱里的罪犯识别谎言能力较高，是生存环境充满谎言磨练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能成为识别谎言的大师，也是同理——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所以中国人最怕被人骗。中国曾有相亲节目和真人秀动用测谎仪，人气高涨，最后不得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但人们对淘宝上自称可检验爱情的测谎仪依然热情不减，“民用微型测谎仪”卖到断市，正如真情实感一直缺货。那么，最怕被骗的中国人，为什么又不爱说真话？谎言的中国语法：非真话不是谎言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中国人讨生活，难得糊涂才是金玉良言。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在熟人社会，说谎要讲究圈子。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信”字排最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的家里人是最小的圈子，亲戚、熟人、同乡、同窗、同道、同种、同天下是越来越大的圈子——一旦稍有压力，仁义之心就一层一层向内收缩，成员自觉维护集团利益，共同造假互不揭发、同行之间传授造假技术、服从自己的小圈子、对局外人说谎，是道德也是情感圈子的潜规则。曾有《中国传统的谎言文化与中国人的避讳观念》一文，认为欧美创造最重要学问就是追求真理的“科学”，中国没诞生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有不说真话的传统。其实，中国诞生的重要学问不是“科学”，而是考验情商的“人学”。 “人学”有独立的“语法”，中文的表达习惯也适合撒谎——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欲拒还迎，欲扬先抑，要当状元先考八股，千年锤炼下来，中国的语言最懂得骗人。所以，西方人喜欢把观点写在文章段落第一句，但中国人喜欢把态度写在文章最后，未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你的态度。门口有保安，就是“管家式服务”；门口没有保安，就是“和谐的邻里关系”。中文胜在表达灵活，因此“非真话”也种类繁多——出发点善良的是成全，基本无害的是情趣，欺骗敌人的是智慧，讨别人开心的是礼仪，阳奉阴违的是手段，为大局着想的是高尚，自欺欺人的是阿Q精神。至于只有损人利己的，我们叫犯罪；损人不利己的，我们叫犯贱——在中国人看来，犯罪的和犯贱的，毋庸置疑地才是真正的谎言。诚实的潜规则：看条件说真话心理学家李子勋在微软做心理培训，微软的一个老板问他，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说谎？因为他所有的下属永远都对他说yes，没有人说no，但做起事来全按no的一套办。李子勋就建议，让他设一个奖励制度，给讲no的人来点物质奖励——你来点“礼仪”，中国人才知道你是真心想他说no。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老舍曾在1936年发表在《益世报》的小说中杜撰“说谎会”的邀请信，讽刺中国人说谎的理由：“没有谎就没有文化。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记录薄，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巧于说谎的人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平安地度过12小时。我们的良心永远不谴责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 爱情逼人撒谎。女人憎恨欺骗，男人热爱说谎。有研究发现男人比女人爱说谎，原因往往只为争取更多自由。有心理测验要你看10段视频，识别10对正在说“我爱你”的男女是否真实情侣，答对越多，你的爱情段位越高。但不少人抱怨这个测验根本不准——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商业逼人撒谎。有搬家公司在《广州日报》的分类广告上用黑体大字写自己搬过神舟五号，没人信这是真的，但搬家公司生意依然爆满。广东的服务行业有约定俗成的员工手册，逢人都必须叫靓仔靓女。其实靓仔的是人民币，而不是全国人民。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中国的学生是格式化的学生——考卷上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天马行空的作文往往零分。浙江有较真的语文老师认为小学课本里《爱迪生救妈妈》的文章是杜撰的，其实老师收到的小学生文章里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杜撰的。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 科学逼人撒谎。《手机》中费老说：“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那个时候，交通啊，通信啊，都不发达。你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以后，你说啥子都是成立的。”但不要忽略，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梅尔·潘柯斯特说过一句话：“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有人细数中国社会的十大谎言，包括：网站说我们是免费的、电信说我们是亏本的、警察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女孩说这是我第一次、客车司机说准时出发、商人说出血大甩卖、明星说我们只是朋友关系……其实这已经说不上谎言，因为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不去相信。在西方，“印钞机”伍兹一直生活在好好先生的谎言之中，但真相立马让拥有他赞助商股票的股民损失大约120亿美元；在中国，“音速小子”郭敬明被曝抄袭，依然受到粉丝拥戴，荣登福布斯名人榜。老实说，人们心如明镜：再盛大的奥运开幕也有假唱，再清纯的玉女也有艳照，再坦诚的朋友也经不起真话。人们连巴金的《真话集》都要怀疑，认为里面全是假话。诚实是一种“他人的美德”。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柏杨则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酱缸文化”和“谎言文化”。“造假者决心痛改前非，大家为他举起了酒杯，可惜酒杯里的全是假酒。喝了假酒必须求医问药，可惜吃下去的还是假药。嫉妒和谎言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空气。”《余秋雨人生哲言》中如是写道。说中国人是“最爱撒谎的民族”的大多是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中国最了解的人也只有自己——因为任何渴望真诚的关系，都是从虚伪的客套开始；任何不带欺瞒的、内心赤裸的相交，往往是关系崩溃的开始。是的，我们自欺欺人，把自己给骗了；疑神疑鬼，把自己给毁了。真话成为了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减肥广告是骗人的，餐桌是危险的，经济学家是不靠谱的，统计数据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股民是被谎言套牢的，房地产的利润是永远保持神秘的。即使远离现实社会，逃到网络世界，依然发现，即使在虚拟世界，越多人脱下假面，就越多人戴上假面；越多人揭穿谎言，就越多人制造谣言。中国人必须为自己的诚实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两会，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抨击官场不正风气，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的底线是在任何工作场合都不说假话，但是，“看条件说真话”。太诚实是反社会行为？《文汇报》曾写过一个故事：有陶艺家到陕北的一村子，发现在政府的支持下，村子里的乡土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处处可接触到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事，连多神教的神像都在新修的庙里被供养起来。但七八天后，消除了戒心的农民突然对她说了大实话——其实民俗早在“十年动乱”后就荡然无存，她所见的都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小组，将陕北各地的民俗搜罗过来，手把手地教给当地农民的——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谎言，“连农民腰鼓队穿的衣服都是参照秦腔的戏服复制的”。在此时此地，谎言也是生产力。泡沫文化没有带来泡沫经济，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了报、上了电视，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好几百万，几十年来一直靠政府救济的村子一下子脱贫了。这条村子发生的故事，有如当代中国谎言体制的一个寓言。“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去看中国历史，发现有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大规模地说谎”的历史文化，让谎言在中国自成一种体制、一种文明。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柏杨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就如是说道。因此，中国的行政文化最重视的是集体性而不是法律性，最缺的是知情权和透明度。哈尔滨因松花江水污染而停水，政府只说“管网检修、临时停水”；阜阳多名婴儿因为手足口病死亡，医院和幼儿园门口已挂上“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的宣传单，但政府依旧反应迟钝地宣称“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问题是，这些“善意的谎言”都没有拯救这两个城市，人们依旧陷入了恐慌和怀疑之中。中国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人际交往的禁忌是一种，政治的禁忌是另一种。但是，谎言放之男女，只是情趣；谎言放之市井，只是小聪明；谎言放之商场，只是假冒伪劣；谎言放之官场，只是勾心斗角。老公可以对老婆撒谎，但国家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如果官员只会看条件说真话，如果新闻发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公信力又如何建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坐标。但是，2009年，发改委刚明确表示近期不会上调油价，3天后就又发出通知，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00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称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5%，就有政协委员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时至今日，“70码”、“躲猫猫”、“俯卧撑”依然作为经典的托词广泛传播。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多少谎言？《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代中国，“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传送是单向的，“民”是“愚民”；但在网络发达和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实信息只会带来随时被揭发的风险，封闭信息只会带来更多的谣言。曾有《清算谎言经济学》一书，揭露美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溃的真正原因——结果表明元凶多聚集在充满谎言的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因谎言而能带来的生产力，是泡沫的生产力；因谎言而带来的表面风光，是短暂风光；因谎言而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繁荣。也许，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真话才是生产力——无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社会，诚信度越低、透明度越低，运行成本就越高，效率就越低下。有文章《美国人诚实，中国人爱说谎？》认为，本性上讲很难说美国人或中国人谁更诚实，富裕本身提高了欺诈的门槛，但不能杜绝欺诈——只是美国健全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使一般欺诈行为大大提高成本，个人欺诈会导致信用破产，直接结果是：申请不到信用卡、租不到房子、买车买房贷不到款，因此美国人才小心翼翼。 “如果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的政府，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就不是一个产生谎言的体制。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违约了，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一旦你违约，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吴思如是说。《皇帝的新衣》里的诚实孩子会使得沉默的人、说谎的人有负罪感，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在充满谎言的生活中，你大脑眩晕，想寻回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想说一句真话，但当你先看时机、看场合、看情况，再看对方背景，终于，你不得不放弃。中国有一个谎言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是共犯。如果一个社会默认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也就有了语法。如果一个社会自上而下流行着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不得不说，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早已成了“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这听起来像句喜剧台词，但背后潜藏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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