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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do not know their opponent’s arguments do not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ir own. 最近，在法博看到博友南虢先生的文章《建立“国家错案警示日”并无必要》，说句真心话，这种文章真的是见识很浅，不知道法博为何要将这样的文章加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论证：首先，它将板子打在“严打”的身上。其次，它认为现实中往往是疑罪从轻，不能做到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再次，它说什么经费有限，不能在这样的日子搞活动。最后的理由则是：要向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学习。 中国有现政权以来，冤假错案多，到了令人齿寒的地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上网，新闻里就有《安徽杨德武蒙冤16年回家，逢人便说“我无罪”》的报道。最近，博友北京于伏海律师的环境污染案在北京黑心法院的操纵下败诉，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民事案件中，法庭也只不过按照早就精心编好的剧本卖力地表演一番而已，结局早已没有悬念，真正的罪恶也被隐藏在了舞台剧的幕后，只是可怜的老百姓还信以为真，真以为司法公正，可以为自己讨回公道呢。而那场7月9日的捕律行动也造成了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这种集权集团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制造冤假错案的能量还是那么的充足。整个社会结构中缺少制衡制造冤假错案的机制，司法走向其价值的反动，完全沦为强权棒下的暴卒，为疯狂滥施权力充当打手，甚至为了权力目标得以顺畅进行，出奇高效地根据需要大规模公开地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也是这个社会冤假错案不绝如缕的根本所在。纵观全人类法治文明国家，都讲究三权分立，讲究法律的相对的一贯与稳定，本不应出现什么“严打百日要破获百起重大刑事案件”的运动式“严打”。但是“严打”本身不是中国特色冤假错案的根，中国特色冤假错案的根，在于专制集权制度的永久伴生物。我们一日不解决司法独立与公正的问题，一日不根除凌驾于司法权之上的党权、行政权问题，象“严打”这样扭曲的执法过程即不会灭绝，冤假错案更不会有效根治。 次之，关于疑罪从轻，究其实质，它违背了刑法最基本的罪刑法定原则和刑诉法无罪推定的原则。说到底，还是一种疑罪从有的变态思维，与社会所提倡的法治理念相违背。真的看一下，大陆刑事判决的数据，真正的疑罪从无能有几件?整个大陆，一年下来，总共能有个几百件吧。也就是说，大量的案件被冤判了，大量的法官没能坚守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恣意地定罪量刑，为了所谓的面子问题，关系问题，政法委等领导压制问题，做了可耻的婊子。至于说什么受害者的民意，什么法律的公正，从来不在傲慢而冷血的狗法官的考虑之中，这都只是他们的幌子而已。 再次，搞活动的经费问题。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国家完全可以号召组织蒙冤者和他们的家属、同情者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让他们深刻体会社会主义民主，他们一定会趋之若鹜，欢欣鼓舞，这根本是顺应民心之举，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彻底实现，这需要花什么钱呢？另外，也完全可以号召组织媒体进行采访报道活动，洗冤白谤乃是天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媒体以人民的喉舌自居，自然是趋之若鹜，欢欣不已。另外，也可以责令那些败类司法者在蒙冤者的墓前进行拜祭，叩头，谢罪，受制于自身的良心谴责，他们自然是趋之若鹜，羞惭不已，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比起什么“四风”、“八风”这种虚头滑脑的作秀，空洞的教育要实在得多，有力得多。如果这项工作能做实，做细，我估计得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法官、检察官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警察需要参与其中，这样大换血，大教育比起什么员额制更具有改革和轰动效果，何乐而不为？ 最后，南虢先生在那里大谈什么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好象自己真的很懂似的。记得蒋洁敏受审之时，官媒说什么是被康师傅带坏了，倒想请这个南虢先生用他的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分析分析，怎么个带坏法？最先进的组织是黑帮还是匪巢？为官十年的五尺男儿，又不是懵懂无知的小孩子，怎么会随便受人唆使学坏？还是邓说得明白：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在现行的制度下，抗拒民主政治、自由社会、个人主义、人权、信奉国家主义、领袖至上、丧失理性，缺乏宽容心态，鄙视其他民族，不尊重异议者的权利、渲染仇恨心理等。这种制度是滋生法西斯的土壤啊。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这些法西斯的土壤不清除，那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个希特勒。 结论：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看得到公平正义，设立“国家错案警示日”很有必要，不要去理睬南虢先生之流的歪理十八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