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党导制是立宪民主集中制吗？
来源：张春生 作者：张春生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8
摘要：转载研究 摘要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外部矛盾内部化解决方式”。民主集中制不代表没有竞争，相反，这种外部矛盾内部化竞争的解决方式，同样还符合庇古经济学原理，是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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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研究 摘要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外部矛盾内部化解决方式”。民主集中制不代表没有竞争，相反，这种外部矛盾内部化竞争的解决方式，同样还符合庇古经济学原理，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民主集中制来源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没有民主的集中属于专制，没有集中的民主属于无政府主义。对照宪政的价值原则，民主集中制非常简明地界定了赋权的边际量。 立宪党导制是立宪民主集中制吗？文 曾繁2004年5月，中国 模式的讨论开启了整个社会对政 治体 制改革的思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经济学有了一些了解，产生了兴趣。同时，也体会到学界和社会的焦虑：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解读，一方面，认识到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体制问题，作为中国模式的理论推广没有底气；另一方面，沿用西方已有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个需要合作的职业，只要作出恰当地阐述，几乎古典经济学传授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确的，但他们相互批评时除外”。立宪党导制已经作出这种“恰当地阐述”，我在接受这个理论体系的同时，提出以下观点供参考。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艰巨复杂特点，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现在的成就。立宪党导制作为一个新的理论架构，采用实效主义的方法研究这种实际存在的二元政治结构，理清了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并通过立宪限制和规范党的领导。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认识到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和丰富三个方面的内容：1）为什么现代社会需要适度赋权？国家主义与社会自治是否存在权衡取舍关系？2）在什么情况下，党导民主制优于多党竞争民主制？党导民主制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3）怎么理解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之间的“楼梯”？社会内容的增加致组织结构横向跨度（社会自治）和纵向层级（国家主义）增加社会内容是一个社会的特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总和。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贫且弱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社会内容更多，要解决的问题更复杂。因此，需要控制跨度更大、层级更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完成，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二元政治结构。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中，我们需要权衡取舍跨度和层级。同样，对于集中和民主，我们也需要权衡取舍，找到其中的平衡点，这就是赋权的程度。柯华庆教授在《我们人民：科斯的国家主义视角》中提到，“经济学的假设是个体主义，但是规范经济学考虑问题一直是封闭性的团体视角，也就是说，经济学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去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研究市场的缺陷和失败，达到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决定人们的封闭性思维只会从个体到集体、从集体到国家、从国家到国际，而不是相反”。因此，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都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视为封闭性的团体，而在它们的相互性考虑中，表现为民主和集中的对立统一。我们或可理解为，创建一种成功的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在自由放任和国家控制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同样，创建一种成功的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在民主和集中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秦灭六国之后，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车辙。简单地说，就是知识、金融和交通，它们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分类为公共物品或公有资源，这是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第一次成功的适度赋权。但是，由于没有自治的传统，当时的组织结构控制跨度一直保持在3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农耕文明。最近发生在英国的脱欧公投，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思考。在近现代，英国为世界贡献了西方宪政理论和自由经济学说，两者都是站在个体主义角度提出的自治理想。同时，谨慎地对待国家主义需要适度赋权的侵蚀。当欧洲一体化面临金融和政治抉择的时候，这个熟透了的文明犹豫了：英国是欧洲的英国？还是世界的英国？世界正在向区域经济合作方向发展，在主权国家之上，正在逐步形成以区域为特征的“文明国家”形态，英国也不能够跳出历史的选择，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对于20多万平方公里的工业文明国家，组织结构不需要增加竖向层级，只要增加横向的控制跨度（自治传统）。而现在，英国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欧洲自治？还是对美国自治？还是对世界自治？“文明国家”有不同的目标和结构设计，美国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同构完成二元结构实现组织结构最大化，中国通过人民 主权和党的领导的同构完成二元结构实现组织结构最大化，目标、结构不同，制度设计也就非常不一样。论证党 导 民 主制优于多党竞争民 主制是中国共产党为先进党的前提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的，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比较多党竞争民 主制与党导民 主制运行的实际效果主要看其在产生思想、输出价值和实现共和方面的表现。强世功教授在《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中谈到，“多党竞争民 主制中的政党不是主权者，另有一个专业化的司法机构拥有主权性权力”。多 党竞争民 主制中的政党在产生思想方面竞争激烈，在整合思想并转换为输出价值方面，则不是其重点。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西方社会，各类经济学理论能够产生出来并贡献给整个人类。另一方面，由于理性自利原则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对这些理论的整合后转换为价值输出却不理想。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表示，“美国的军工系统在知识创新方面比整个美国的私人企业做得更多”。美国的军工技术转产民用，为市场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明了知识产品不完全适用市场化运作符合经济学原理。在“集体的非理性”作用下，社会选择了自由放任的思想，由于资本的逐利特点，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这种思潮同样也影响到了中国。英国的脱欧公投也是一个价值输出不成功的案例，而美国总统2016年大选则反映了实现共和越来越困难，多党竞争制发展为事实上的两党竞争，且理念越来越趋同。近十年来，共和党精英推行的亲市场化举措，民 主党全盘接受。而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和桑德斯在反市场化方面又非常接近，两党竞争的意义模糊，输出价值左右摇摆。多党竞争政治不是多党的团队结构，而是寡头政治。通过竞争选出的执政党，不是全民的政党，仅仅能够凝聚部分群体的利益，不能凝聚整个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多党竞争政治存在并且良好发展，主要得益于西方社会拥有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有一个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方式的社会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多党竞争政治是西方近现代历史选择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多 党 竞争民 主制的基石“理性人假设”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法律经济学的基础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以实现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为依据，而这两个依据也正在受到东西方社会现实的挑战。在某种情况下，交易的总收益小于第三者总成本成为可能，交易中的强者有不理会产权界定的激励。因此，多党竞争民 主制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同样需要发展创新。党 导民 主制中执政党的“主权者地位”和“价值输出”目标是历史形成的。试想一下，在100多年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本土文化无法解释现代化问题，更不要说在短期内从自身文化中产生现代化思想。按孟德斯鸠的标准，只有借助高尚的品德，使贵族与平民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平等地位，才能组成一个巨大的共和政体。这个共和政体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即使放在现在，仅仅依靠道德和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比如，部分在网络上追求“民 主”言论犀利的人，在现实生活（公司）中却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奉行“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的信条。这就说明，网络表达是平等的，现实生活是有层级的，在现实生活中简单地追求民 主会碰得头破血流，需要用“集中”来保护不同层级之间的民 主权利。强世功教授在《如何探索中国的宪 政道路》中提到：“福柯的微观权力观有助于我们打开宪政研究的视野，不仅仅要关注宏观权力关系，而且要关注微观的权力关系。在这方面，类似上访、群众路线、司法诉讼等日常民众参与的制度安排对于在微观生活中保障公民权力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成落实违宪审查制度，它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宪政的微观权力机制”。也就是说，这种微观的“政治”干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等”表达。由此，在网络和公共生活场合不理性的“民 主”言论和行为就会减少，人们将回到现实生活中理性建言，实现“产生思想”的目标。由于知识无国界，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采用“拿来主义”获得了眼花缭乱的西方思想。但是，依靠民 主的外部化方式同样无法实现西方思想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有效地完成价值输出。只有通过民 主集中制，实现党的领导和政治协商制度，摸索出了一条“产生思想、输出价值和实现共和”的方法。因此，执政党的“主权者地位”和“输出价值”目标是历史的选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输出价值和实现共和方面还需要发展创新，在产生思想方面，仅仅靠“拿来主义”已经不能够满足要求了，需要通过集中的方式实现分层级的民 主，或者同层“平等”表达来实现。柯华庆教授提出的人民 主权和党的领导，强世功教授提出的党国体制中“政治”与“行政”的分层，其核心都是民主集中制，强世功教授表述为“政治协商制度”。党 导民主政治不是一党政治，而是由一个全民的执政党领导，各党派参与的政治协商制度，从组织结构来看是两层的机械结构，这种各党派协商的党导政治与中国社会是同构关系。执政党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参与政治协商的各党派分别代表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凝聚整个社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党导政治也是历史的选择，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同期，中国国民党也代表着另一部分较多的中国人利益，加之，各类民 主党派，中国有理由产生多党竞争的政治局面。但是，历史通过一场内战做出了回答：中国没有一个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方式的社会环境，多党竞争政治在中国无法实现。建国以后，这种工农联盟的政治惯性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造成了各类悲剧，也说明了执政党的全民属性是为整个共同体（社会）利益服务的前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宪法的层面调整了这种人民的属性，标志着代表整个共同体（人民）利益，明确了人民主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民主集中制是连接人民 主权和党 的领导之间的“楼梯”民主集中制是第一个提出将民主和集中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同时，也是一个有实践，但是，理论上需要归纳提炼的制度。文明冲突是一个悲观的话题，曾经有观点认为用儒家思想可以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然而，市场经济的大潮让中国社会认识到不一样的外部世界，几度彷徨，我们已经能够多角度看问题了。在经济上，东西方越来越深度融合的同时，却不能完全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东方认为“集中”的概念，西方叫嚷着“专制”；西方认为“民 主”的概念，东方警惕其“无序”甚至“混乱”。这些内心真实的表达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东西方分别从不同的历史场景走进近现代社会。拜占庭帝国是西方历史上唯一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国家，在探讨其灭亡原因的时候，有一种观点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强盛得力于中央集权的军区制，三个原因破坏了这种中央集权。一、小农经济的衰败和瓦解对拜占庭帝国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产生消极影响。二、军区制下成长起来的地方贵族势力构成了皇权的分裂势力。三、雇佣兵制度死灰复燃。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中央集权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灭亡于封建庄园（割据）经济。由于西方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庄园经济，所以，直至近现代社会，没有出现过中央集权的国家。东西方学者还注意到，市场自由度和私有财产保护力度健全的清末时期和民 主 体制完善的民国时期均没有实现工业化，相反，恰恰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三十年间，中国初步建立了一整套相对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并总结出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工业化的“秘诀”在于政府有效干预和循序渐进的市场化方式。中国古典文化《大学》有这样一段话：“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那么，庄园经济与小农经济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们能够影响社会结构？为什么它们能够影响民 主或集中体制？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 主从无序中走来，它首先建立在松散的社会结构基础上，这个社会结构由一群相同政治经济实力的人组成。集中从专制中回归，它常常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上，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不同政治经济实力的人。约12世纪前后，西方有三个大事件：大宪章、选帝侯制和城市自治。马克思曾经形容欧洲为一堆分散的土豆，这些土豆就是封建庄园。大宪章是一群贵族与国王的“约束性文件”，贵族和国王是同一等级的土豆。中世纪的德国通过选帝侯制选举国王，他们通常选择比较弱的贵族作为国王，以便不影响自己的利益，同样是一堆土豆之间的民 主。城市自治就复杂一些，它是两类人在同一个平面互不干扰地分区实现民 主。在封建庄园的汪洋大海中，城市只是一个个孤岛，城市自治形成了不同于封建庄园的民主社区，是一个平面社会结构中分区存在的两种民主形式，最终，这种民 主形式发展成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经过春秋战国后短暂的秦王朝，告别了贵族体制，建立了有现代意味的郡县制汉王朝。这是一种竖向控制的官僚体制，持续了约2000年。它的优点是能够通过竖向分层容纳不同政治经济实力的人，而不同政经实力的人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这种竖向分层用集中紧密联系，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保护了农业经济的繁荣。景德镇是中国重要的商贸城市，它不是建立在官僚体制薄弱的农村，而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统治的城市。它的建立不是通过城市自治这个“不成文的约束性文件”实现民主，而是通过最强者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不公平对待，通过最强者保护强者群体与弱者群体的公平博弈来实现集中。2000年间，这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各种微小的社会制度实验，其基本特征为：社会内容扩张的时候，民主或“仁”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内容收缩的时候，专制或“暴”的成分多一些。但是，社会结构的竖向层级没有太大的变化。由于外部社会压力和内部社会内容没有增加，社会发展动力不足，这种社会结构不能够充分健康发展，逐渐萎缩和停滞至产生专制的特点，并形成一种惯性。我们可以用一张图表示民主与集中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我们借用赫胥黎之桶命名之。赫胥黎之桶（阴影部分为社会内容）我们将横轴定义为民主，将纵轴定义为集中，a与b相交于T，它们之间的空间就是社会内容。图1表示具有多层级的竖向集中，但是没有分区的民主。类似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图2表示没有竖向分层的集中，但是有平面分区的民主。类似于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结构。图3表示严重萎缩的专制体制。类似于文字狱严重的中国古代特定时期和少数信息完全隔绝的国家。图4表示，没有任何集中意志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社会。大图表示民主与集中均衡的时候，社会内容最大化。a与b之间的空间表示没有分层和没有分区的社会结构，A与B之间的空间表示有分层和有分区的社会结构。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中国塔重复的构件安排，沿中轴线按尊卑序列布置的建筑群，建筑形制等级及颜色的运用，体会这种纵向分层的文化；我们也可以从西方园林如凡尔赛花园的放射性大道，自由平面布置体会另一种水平分区的文化。我们还可以得出：民 主的功能是产生思想，实现同层共和，集中的功能是输出价值，实现跨层共和。所以，民 主+集中则有利于产生思想、输出价值和实现共和。柯华庆教授比喻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为两层楼的住宅，说明民主集中的思想。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用城市设计的实践找到相似的解读。深圳市最早在中国城市建设中进行城市设计的实践，认为城市设计是人们向城市注入共同价值取向的公共治理决策过程。在公共空间的建设中，需要考虑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比如：1、公平分配路权。在道路设计中，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且在交通中存在不平等“博弈”，需要通过城市设计的责任主体（最强者）进行协调。以干道交叉口交通为例，以往机动车道的拐弯半径偏大，机动车可以快速通过，但是，行人要走很远的路才能通过交叉口。岛式交叉口设计，把机动车的速度降下来，行人绕行的路程减少了。2、行人的权力。行人有权力通过无障碍交通到达城市的所有公共设施，为此，深圳市建设了十几条景观步道系统，并通过与主要道路的立体交叉与公共设施和住区连接。同时，这些滨海和沿山步道，以及公园、绿地和广场，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3、车行的权力。深圳的快速交通系统保证了这座东西向的带状城市出行便利，在快速道路上，行人和非机动车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力。4、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为此，节约出来的大量土地，可以再次服务于不同“利益群体”。深圳市目前的地铁线路里程约为300公里，2020年拟达到500公里，2030年拟达到800公里。8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步行500米有一个地铁站，土地实现了集约化经营，更多的阳光、绿地、蓝天将交给市民。5、城市更新理念变化。以往的城市更新重点为补偿安置，拆旧建新。现在，深圳市拟将城中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夸张吧！理由有这么几条，1）城中村解决了廉租房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城中村，钟摆式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瓶颈。2）城中村是大部分深圳人的集体记忆，是很多人到深圳的第一站。3）城中村内部存在某种社区自治值得深入研究。为此，在城市设计中，深圳市首次提出了风貌保护区概念，保护那些历史文化记忆，其中包括城中村。从上述5点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放任”的城市设计行不通。那么，是否可以一步到位？也就是说，其他后发城市是否可以以这个为样板，不结合本地区特点照搬呢？深圳的经验告诉我们，“伴随着城市的复杂性逐步呈现，从浅层作用于物质空间到深层次影响城市治理与运行机制，需要关注高度都市化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城市设计需要具备高度的灵活性以应对这种挑战。在中国的城市设计中，没有高技派与低技派，只有是否适合的城市设计”。深圳的城市设计经历了三个阶段：1、1980——1993蓝图式城市设计。响应经济建设为导向，直接指引项目开发或局部的空间塑造。2、1994——2004空间管理工具式的城市设计。管理城市空间与风貌，应对快速多样的项目建设管理。3、2005——2015作为城市公共治理机制的城市设计。塑造独特价值与竞争力，满足都市人对公共环境的要求，以及对城市权益的诉求，共同参与治理城市。通过研讨深圳市的城市设计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宪政理论中的一些难点：1、城市设计和宪政秩序其实都是主权安排和运作的秩序。2、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是不同政治经济实力的“人”，在设置公共空间和交通系统的时候，如居住区级道路、城市干道、快速路，以及连接它们的匝道、立交桥等的时候，仅有“民主”是不够的，需要民主+集中。3、没有普世的制度，只有普世的价值。宪政问题原本是记载某个国家制度组织形态的描述性概念，如果变成了以西方宪政制度为标准的规范性概念，就不可避免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4、我们不仅要关注文本规定的规范宪法，而且要关注实际运作中的实效宪法。5、对于具有社会争议的政治和道德价值问题，不应该由法律人来处理，而应该把这些问题留给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道德职能的党和人大来处理。立 宪 党导制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双层民主框架，包括：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和党领导国家的党导法规体系。柯华庆教授比喻为两层的复式住宅，下层是人民主权，是主体结构，上层是党的领导，宪法是联接上下层的楼梯。考虑到宪法的两个价值原则分别是公民的权利保护原则和国家的权力限制原则，通俗的说法就是集中与民主。立宪党导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总结，而民 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的执政理念。所以，民 主集中制是连接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之间的“楼梯”。民 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外部矛盾内部化解决方式”。民主集中制不代表没有竞争，相反，这种外部矛盾内部化竞争的解决方式，同样还符合庇古经济学原理，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民主集中制来源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没有民主的集中属于专制，没有集中的民主属于无政府主义。对照宪政的价值原则，民主集中制非常简明地界定了赋权的边际量。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推广至整个社会生活，需要将民 主集中制的基本原理与现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且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赋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立宪党导制或可理解为“民 主集中立宪制”，其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作者简介：曾繁，1963年3月生，江西省南昌市人。建筑学专业学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业余学习经济学和相关知识。一直从事建筑学专业教学、建筑设计和房地产项目管理等工作。在激情燃烧的80年代开始了求学和教学工作，接受了《走向未来丛书》的社会责任和理想，尝试用社会结构的眼光看改革和发展问题。 以往发表的文章均与本专业或管理有关，包括：《专业处与综合处》、《现代建筑的繁荣需要一个组织者和推动者》、《设计与工业相结合》等。本文转载自 中华好学者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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