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翻案如同登天，对聂树斌和他的家人，永远没有正义可言

何惧险途八千丈穷尽一切正义的手段维护公平正义，甚至不惜杀身成仁作为公民，我们有义务睁大眼睛一起跟踪这起案件今天我们再度聚焦聂树斌案，与其说是祭奠死去的聂树斌，不如说是祭奠活着的我们自己，而追责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祭奠。在聂树斌冤死后的第7890天，在新闻人马拉松式的接力报道了11年后，在聂母张焕枝申诉历经21年7个月后，在王书金自认“真凶”11年后，公元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终于再审判决聂树斌无罪。这一天，对于法律人和新闻人来说，这是一场悲壮的、带血的、迟到的正义，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案，它具有法治标杆的意义，必将载入共和国法治史中。正如聂树斌案申诉律师李树亭所说“一桩被新闻人接力报道了11年的陈年旧案，终于迎来沉冤昭雪”，我作为同样是著名冤案（杭州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再审案）的辩护律师，也有同样的感慨，冤案翻案如同登天，除非“真凶”出现（我辩护的萧山冤案平反得益于“真凶”项生源的自认），所以我理解聂树斌父母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的迫切要求。但是正如同包括我本人代理的萧山5青年案、佘祥林案、赵作海冤案、两张叔侄案、等均没有一个司法人员因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被追究刑事责任，甚至连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也没有。我本人辩护的萧山5青年冤案虽然被平反，坐了18年牢的田孝平虽然洗刷了两起杀人的罪名，但是该案涉及的侦查、司法人员最重仅处以记过处分，党纪政纪成为某些人的推卸责任的“护身符”。我呼吁对聂树斌案涉案的侦查、司法人员果断、彻底的启动法律追责程序。（当年聂树斌在石家庄郊区被枪决时的照片）我们为什么要启动错案追究程序？聂树斌被错误判处死刑，无论在事实和程序都出现了专业的法律人不应当出现的“低级”错误。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无罪判决中称：“综观全案，本案缺乏能够锁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我用一句话概括“作案具体日期、作案工具来源、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等关键事实未查清，“葫芦僧判葫芦案”，所以，2016年12月2日。当初判处聂树斌死刑的河北高院在微博上不得不向聂树斌家属致歉。中外司法实践证明，任何冤案均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物证仅靠口供必然导致错案。因为缺乏作案工具等物证和血迹、DNA鉴定等客观性证据，所以仅能或者主要靠口供，但是“酷刑之下何愁口供不得”，因此任何一个冤案均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极不人道”的影子。这次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委婉的承认“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侦查机关讯问过程明显具有指供倾向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俗话说不幸的家庭总是相似的。在我本人于2013年办理的萧山5青年劫杀冤案中，同样存在仅凭口供定案和刑讯逼供的问题：原审被告田伟东因不堪逼供曾经两次咬舌，原审被告朱又平“冬天被泼冷水，头被浸入马桶中”等等只有在小说中才有的令人发指的残酷折磨手段；该案现场没有田伟冬、田孝平等所有被告指纹、血迹；也没有查获凶器；没有直接的现场目击证人。荒唐的是，既然指控杀人，但5被告居然对“死者”的容貌都表述不清楚。常人如非经历无法想象“ 冤案的平反的难度”，在聂树斌案件中，即使“真凶”王书金自认后，但王书金案二审历经3次开庭、历时6年多，在法庭中甚至出现了控辩双方（检察官和律师）互换角色的奇葩现象。尽管如此，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仍作出判决认定聂树斌案案的“真凶”不是王书金，幸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未复核“真凶”王书金死刑。使我难过的是，萧山冤案、佘祥林案、赵作海冤案、两张叔侄案等著名冤案中还没有一个侦查、司法人员被追究法律责任。赵作海案启动了追责，办案的公安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就自杀了，然后就停止了所有重启的调查，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应当拷问，为什么追责这么难？正义虽然总会来的，但正义为什么会迟到？首先，冤案的产生原因是有些人破坏了法律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的制衡作用，破坏了法院独立审判的法律原则，如公检法三家的协调会（三长会）、政法委召集的协调会等所谓的“高效、创新”的举措导致产生了冤假错案，这往往成了某些人推卸责任的制度安排,“集体决定”变成了“集体责任”。在“命案必破”的考核压力下，有些人为了乌纱帽，不惜炮制案件；有些人面对社会舆论，对证据不实也不惜闭一只眼。对判决结果的定调往往是更高一层才有决策权，这些人还在位置上吗？面对错案追究责任，平反的阻力是司法即得利益集团，他们会报团取暖。有媒体报道，聂树斌案曾受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干预，在王书金二审期间劝其“别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张越为了显示“政绩”却牺牲了“正义”。在聂树斌案这场维护公平正义的马拉松赛中，多少专家学者、律师记者遭到打压。再次，尤其在前几年的办案过程中，侦查人员没有“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司法观念，把犯罪嫌疑人完全作为敌我矛盾对待，为获得口供手段有时非常残忍,造成了冤假错案。我们呼吁聂树斌案的追责，我们希望强大的侦查权能被放入法律制度的笼子里，使其不敢作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我们希望吏治（法官）清明，毕竟个体的命运应建立在执法者守法的基础上，否则我们总有一天会成为第二个聂树斌。在法治社会，公民的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身权利，我们的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法定职责就是保护公民合法的生命权，生命不可再生。我在萧山冤案庭审时发表的辩护词中说，“一项违法的不公正的判决从源头上损害了我们对法律的信任，不加以制止，我们迟早都会受到非法的伤害，刑讯逼供也许会降临到我们每个作为共和国公民的身上，我们将会面临恐惧。我们应象防范洪水猛兽一样防范冤假错案，错放一个人天踏不下来，错判一个人天就踏下来了”。我在辩护词中这样引用“正义不会缺席，但有时正义会迟到”。我们要求依法追责，这是我们的权利，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所以对追责的处理，不仅要跳出”个案”的思维，而因放在更宏观的法治的背景下，放在权力被监督的公民社会中，放在检验“错案终身负责”“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政策是否落地上。如果办错案所有相关人员均依法被法律追究，将重塑司法的公信力。作为公民，我们有义务睁大眼睛一起跟踪这起案件，我们有责任面对“公权力”保存警惕。在为同为著名冤案的念斌案辩护过程中，斯伟江律师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正义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今天，聂树斌终于从一个罪当处死的强奸杀人犯，净身成为一个清清白白的无罪之人。貌似，我们等到了迟来的正义。但是，等来正义的，只是我们这些担心成为下一个聂树斌的旁观者。而聂树斌和他的家人，永远没有正义可言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聂树斌案将很快进入国家赔偿阶段。按照惯例，聂树斌家人得将获得一笔上百万元的国家赔偿。但是，这些用聂树斌生命换来的钱，不是公平正义，赔偿的象征意义，大过了它的实际意义。任何生命所需要的公平正义，都不是花钱可以买来的。总书记曾说，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要让每个人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也就是说，公平正义不应该迟来，也不可以迟来。公平正义，应该活在每个司法案件办理的当下。而迟来的正义就是打折的正义，是非正义！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有一批勇敢的人，在穷尽一切正义的手段维护公平正义，甚至不惜杀身成仁。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中，律师、媒体人任重道远。朱觉明律师http://blog.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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