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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不仅展现了人类与狗之间的温情互动，还揭示出当今社会人类对狗的暴力行径。如果说狗对人类的爱是该影片的显性线索，那么人类对狗的暴力则是该影片的隐性线索。狗的第一世是在流浪动物收容所度过的，还未来得及感受这个世界便被人实施了安乐死。其实导演兰塞·霍尔斯道姆在《忠犬八公的故事》（Hachi，2009）中便曾触及这一问题，影片中，男主人公帕克在火车站救助了一条秋田犬，妻子拒绝养狗，帕克不得不将狗送往流浪动物收容所。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说：“这里狗满为患，这些狗只能呆两周。若两周内没有人领养它们，便会被实施安乐死。”一些狗比较幸运，在两周内被人领养，找到了新的家庭，另一些狗则被处以安乐死。2016年，台湾某一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简稚澄服用狗安乐死药物自杀身亡。她因热爱动物选择了这份工作，她努力救助流浪狗，帮它们寻找好的归宿，可是她又不得不给无人领养的狗注射死刑。内心的痛苦和外界的压力（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对她进行了人身攻击）使她走上了绝路。此处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是收容所的安乐死政策，而是“为何收容所里狗满为患”，归根结底是因为狗主人的遗弃。 狗的第二世“贝利”自出生后便被关在狗笼子里等待出售。影片中，狗市的老板带领顾客“视察”一排排关着幼犬的狗笼，为顾客介绍狗的品种和习性。这个细节揭示了当代都市人对家庭宠物的需求以及宠物的过量繁育。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通过人工的手段让动物无限制地繁殖，以供人类利用。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先人看来简直是魔鬼般的行动。由于无限制的繁殖和延长动物的寿命，造成了物种的过量，破坏了它们原有的、适宜自身发展的生长规律和生活方式。”“贝利”就是过度繁衍的结果，它的出生是为了迎合宠物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如果说收容所对动物实施安乐死是为了“使其死”，那么狗市对狗的无限制繁育则是为了“让其活”。无论是“使其死”还是“让其活”，都表明“动物已置于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征服和掌控之下”（德里达语）。 狗的第四世是一只断尾柯基犬，无疑，“断尾”乃人为，是为了迎合主人的审美。当今社会的人们总会给自己的爱犬做一些不必要的整容手术，如：剪耳、断尾等，这种“令其美”的手术又何尝不是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呢？狗的第五世圣伯纳犬被主人买下，领回家中，却从此不管不顾，最终被主人遗弃。在现实社会中，遭遗弃的狗的归宿就是流浪动物收容所，这与影片的开头形成了呼应。影片中人类对狗的暴力行为形成了一个链条：“让其活——令其美——遗弃——使其死”。因为都市人对宠物的大量需求，所以造成了狗的过度繁育；人们在狗市中将狗买回家，出于自身审美需要，对狗进行整容手术，尔后又因厌倦将它遗弃；无家可归的狗被送往流浪动物收容所，或再被人领养，或被实施安乐死。 德里达指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一方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人类也越来越同情动物。《一条狗的使命》以影像的方式揭示了这一悖论现象，一方面，它讲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温情互动；另一方面，它也揭示出当代社会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前者是显线索，是整个影片的基调；后者是隐线索，在影片中呈碎片化分布。也可以说，后者是导演的担忧，是问题的呈现；前者是导演的希冀，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整体上说来，《一条狗的使命》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制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应该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 德里达指出，以往人们都忽视了动物的注视，都拒斥动物的主观能动性。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上，人们普遍将自身设定为高高在上的主体，将动物降格为被注视、被认知的客体。《一条狗的使命》以狗的视角来看世界，颠倒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狗成了观看的主体，而人类则成了被观看的客体。无论是电影还是电影海报都突显了狗的眼睛。影片中人与狗的深情对视令人印象深刻，狗之眼神的特写镜头令人动容，这些细节都令观影者体会到这条生命的鲜活。影片中男主人公伊森获得父亲同意收养了“贝利”，正在他欢呼雀跃的时候，一旁的“贝利”也在欢呼：“我收养了一个叫伊森的男孩”。到底是谁收养了谁呢？当伊森与“贝利”在玩球的时候，是谁在陪谁玩耍呢？蒙田在《为雷蒙·塞邦辩护》中说道：“我跟我的小猫咪一起玩耍的时候，谁能知道它到底是我的玩物，还是相反，我成了它的玩物？”动物不是“自动的机器”（笛卡尔语），不是人类的财物和工具，它们有自己的情绪和认知，每条生命都自成一体。与此同时，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有死者，共同体验着生老病死，共同承担着时间的有限性，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