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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公司、企业的刑事风险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内部的刑事风险，主要是内部人员的背信行为，即企业工作人员违背义务，侵害本单位利益的行为。刑法中规定的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就属于这种类型。但对于一些典型背信行为犯罪，如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刑法仅将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规定为犯罪主体，而没有将非国有性质单位工作人员实施这类行为予以犯罪化。外部的刑事风险，主要包括欺诈、损害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侵犯知识产权等。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尚处于不断完善当中，非公有制公司、企业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力量总体较弱。 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事法律保护，在刑事政策方面主要应该遵循三项原则： 一是平等保护原则。就是在刑事法律规定方面，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予以平等保护，不因所有制性质不同而采取差异对待的态度。基于这一原则，在刑法立法方面，就应当将针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犯罪规定与针对非国有公司、企业的犯罪规定进行协调，在犯罪构成和量刑规范方面保持一致。例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本质和危害性并没有差异，都是针对本单位财产权的侵犯行为，因而应考虑在法定刑配置上保持一致；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都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或者索取贿赂的行为，两者之间社会危害性相当，因而也应在法定刑配置上保持一致。在刑事司法方面，应平等对待侵犯不同所有制公司、企业权益的刑事案件，不能因为是非公有制公司、企业而采取差别待遇。 二是尊重非公有制公司、企业财产权原则。这里的财产权包括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财产权是公司、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可以说，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就是要积极承认和有效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刑事司法机关在对非公有制公司、企业财产权保护方面，首先，要了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以及现代公司企业制度，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收购、兼并行为要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对于恶意侵吞非公有制公司、企业财产的行为要予以坚决打击，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类事件仅具有民事性质。其次，刑事司法机关应加强对非公有制公司、企业无形财产权的保护。例如，目前实践中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时有发生，但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少，要深化对这类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对市场经济运作规律的理解，切实维护受害单位的权益。再次，要加大非公有制公司、企业的反腐力度。近年来，在公共部门的反腐工作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但在私营部门（主要包括非公有制企业、公司等单位）的反腐力度还有待加大。客观上讲，私营部门存在腐败的危害程度不亚于公共部门的腐败，在某些情形下，私营企业的腐败对经济、对民生的不利影响甚至更大。很多非公有制公司、企业在经营当中缺乏反腐败意识，往往在发现“内鬼”时，其经济利益已经发生重大损害，而一些公司、企业为维护企业形象，也不愿意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此，司法机关应当积极关注并主动查处公司、企业内部发生的腐败行为，同时还要积极向这些单位宣传惩治、预防腐败的必要性。 三是充分维护经济发展原则。就是刑事司法在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保护的同时，不干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同时，应尽可能地维护企业的经营发展，即便是对于实施犯罪的单位，也应尽可能促进其更生。虽然我国刑法为单位犯罪配置的惩罚类型只有罚金，但在实践中，一旦某公司、企业被定罪，其生产、经营活动就会遭受极大困难，由此也会给投资者和公司、企业员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司法机关在处理单位犯罪过程中，应当采取审慎态度，一方面要让犯罪单位及其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要充分考量由此给公司、企业带来的影响，从切实保护公司、企业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进行司法活动。对此，立法机关有必要考虑对犯罪单位采取托管、委托经营等方式，为公司、企业的再生创造积极有利的法律条件，这对于维护公司、企业投资者利益，维护这些单位员工的切身利益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刑事司法程序运行方面，司法机关在查办与公司、企业有关的刑事案件过程中，应尽可能少地干涉公司、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不要动辄查封公司、企业资产、银行账户等，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乃至审判阶段，应采取“最小干预经济活动”原则。 综之，遵循上述三项原则的要求，就是要维护非公有制公司、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进而更好地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对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完善的刑事法律保护，不仅有利于整体经济健康发展，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已发表于《检察日报》2017年3月11日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