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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对曾晓平：贾老师宽容（应读为可怜！）那些崽子们，那些崽子们后来也向贾老师致歉，良知复苏，当然也无可无不可，不过这同时为一个公正社会的形成埋下了深深的隐患，想想今天中国社会转型之艰难！ 曾晓平对魏敦友：你要回到当下的这个立场我完全赞同！但我们不仅要区分事实与法律和道德，也要区分法律与道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治代替了法律。现在我们要反思，如何健全法治，防止政治代替法律，如何奠立法律的道德基础，以及如何厘清法律的边界和防止法律僭越来替代道德。 何卫平对曾晓平、魏敦友：你们的争论各有各的道理，一个偏向康德的伦理学（普适论），一个偏向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境遇论）。在这样一个潜在的“古今之争”中，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而是互补的关系。从康德的角度来说，贾老师不应说假话，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贾老师的假话属于善意的谎言，它的出发点是善，是为了学生好，这并不给他自己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它体现为一种明智（实践智慧），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如果说了真话，意味着这些学生将会失去上学、工作的机会，我想贾老师这样做也不能就和纵容联系起来。 何卫平对曾晓平、魏敦友：敦友让贾老师面对这种情况保持沉默是成问题的，当那个时候，政审人员问贾老师，这个学生在文革期间是否参加过打砸抢，他能未置可否吗？他所面对的无非是三种选择：说是，说无，说不知道。后面两种是假话，前面一种是真话，也就是说贾老师要么说真话，要么说假话。你觉得贾老师此时可以选择沉默吗？而且选择沉默就一定比善意谎言更好吗？ 魏敦友对何卫平：当年（1992）我从北京师大毕业初到湖北大学哲学所工作，获赠张志扬教授《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一书，爱不能释手，反复读至少十遍，其中一句永难忘，“谁敢直面美杜莎的头，谁将变为顽石。”其意在于说真话难。人们首先为善意的谎言辩护，然后为谎言辩护，最后打击说真话者，这似乎是中国话语的逻辑三阶段，而当下中国话语场正在实践着，难道这就是中国思想的境遇论？ 魏敦友对何卫平：贾老师选择沉默，不说话，一，持守了不说假话的理性原则，二，不违反有意损害那些崽子们的道德原则，其结果是，三，那些崽子们不能因此晋升，这恰恰符合社会的公正原则，有此三原则，选择沉默的方式，不是比善良的谎言更好，而是所有可能话语方式中最好！ 魏敦友 补撰缘起及抄录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