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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是让季老感到非常遗憾的阿拉伯语教员，很老实很正派的人，两人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季老被抄家后，他被分配来仔细阅读季老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一次的资料；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季老比谁都知道得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然而，那位教员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 在那个年代，告密者可以说是随时随地会出现，让人防不胜防。文革期间某天，季老到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是批判季老那篇相当流行的散文《春满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季老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无不欢迎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春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因此，真心实意地歌颂祖国春天的季老看到那一张大字报，心里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孰料这一哼竟像他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此后，这成了所谓的罪证。 季老被关进牛棚后，看守他们的是一群年轻的牢头禁子们，无师自通，或是学习外国的“盖世太保”或克格勃，学会了利用称之为“汇报人”的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汇报人”享受特权，必思有以报效，鸡毛蒜皮，都要“汇报”，有的“汇报人”还能看风使舵。哪一个“罪犯”“失宠”于牢头禁子，“汇报人”就连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处。 即便所告之密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也完全可能带来极大的伤害。一名东语系教蒙古语的女教员，为人耿直，里表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而这些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季老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牛棚，黑帮大院）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当下一次季老再见到她，竟是她被押进牛棚被迫接受改造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有的人栽了被人告密的跟斗之后，为防范告密，只能采取向特工一般的保密方式。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来自一个单位，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年纪不大，但有十年党龄的姓陈老公安，公安经验丰富，性格非常随和，欲季老相处甚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季老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连贺卡都要付之一炬。而季老的习惯是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末不足道的东西，都精心保留起来。大惑不解的季老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你为什么要烧掉呢？”“不留痕迹。”“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你过分小心了。”“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季老不免大吃一惊，心里估量：“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
在智能手机流行的当下，一个人的言行在不经意之中被录音录像是件易如反掌的时候。国人多喜欢邀请朋友满上一桌，一起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吹吹牛，这原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有时候朋友圈里混进了狗仔队，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些调侃奚落别人的话就这样传到了不该被听到的人耳中。假如公众人物在朋友间聚会中说的一些不适合公开的话语，如此这般被公之于众后，往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去年年初，有报道称：马云聊天时，马云直言不讳，说“京东未来会成为悲剧，千万不要去碰京东，不是我比他强，而是方向性的问题”。当日晚间，马云在个人微博中说，“收到公关部王老总一条短信：‘恭喜您马总，聊天聊嗨了？没想到朋友录音成文吧？’我回他：防不胜防，下次聊天上澡堂。这些年在很多不同场合，我说了不少的‘疯话’‘胡话’和‘愚蠢的吹牛’，给自己也给别人带去了不少问题和麻烦。友人间的吹牛聊天被公开成报道，对大家都不公平，特别是对京东公司可能会造成无端的困扰和添乱，我深表歉意。” 从法律角度而言，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中获悉他人的秘密，或是隐私、糗事等等，除了那些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是不适合用来被告密或散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