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_天人上家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人员之相互往来，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欧美史学界种种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持续被介绍与引进，给中国史学界吹来阵阵新风。但是，在引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对于某些研究模式的简单移用，缺少深刻的理性反思。“中国中心观”的移用，就是一例。
                                一
   美国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明显转变。就内容而言，由先前研究政治史、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与思想史为主，转而以研究经济史、社会史为主，区域、城市、企业、工人、农民、妇女、同乡组织、帮会等成为重要议题。这种转变，用美国学者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概括，就是由“冲击—回应”模式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发生，既与美国学界对中国研究学术变迁的内在逻辑有关，也与这些学者研究环境的变化有关。美国五六十年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年长一些的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1910—1990）等，多有从事外交活动与外交史研究背景，年轻一些的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芮玛丽（Mary C. Wright，1917—1970）、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等，他们学术研究生涯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恰值国际上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获取过细的资料，而研究外交史、制度史与思想史，则可以通过解读官方档案与精英著作展开。撰写《美国与中国》（费正清，1948）、《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费正清，1954）、《东亚文明史》（费正清与赖肖尔等，1960），剖析严复（史华慈）、梁启超（列文森）等人思想，是他们最合理的选择。及至他们学生一辈，孔飞力(AldenKuhn，1933—2016)、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37—2006）等成长起来以后的六七十年代，有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其研究路径发生变化：一是社会环境与获取资料条件的改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沼，青年学者奋起对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进行反思与批判。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美国学者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越来越多，接触到的鲜活资料越来越丰富，了解的中国越来越立体化。二是思想环境的变化，欧美学界社会科学的繁荣，特别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渗入到美国史学界。年鉴派史学强调的长时段、小范围、目光下移与综合性研究的取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研究长时段的珀金斯（Dwight H.Perkins）《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1969）、史景迁《改变中国：在华的西方顾问，1620—1960》（1969）、魏斐德等《中国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1975），研究地区与基层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孔飞力，1970）、《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1976〕、《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1845—1945》〔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1980〕等，相继问世。80年代以后，研究地区与基层的著作成批涌现，包括研究华北地区（黄宗智）、汉口社会〔罗威廉（William T.Rowe）〕、北京黄包车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其中以近代上海各种社会阶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最为突出，诸如警政（魏斐德）、资本家〔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工人罢工（裴宜理）、学生运动〔华志建（Jeffrey Wasserstrom）〕、银行职员（叶文心）、苏北人〔韩起澜（Emily Honig）〕、同乡组织〔顾德曼（Bryna Goodman）〕、妓女〔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贺潇（Gail Hershatter）〕等。对于这种由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学术转变，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进行概括与分析，柯文将其概括为由“冲击—回应”向“中国中心”模式的转变。他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中国研究模式进行批评，对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所出现的新趋向进行评述，称其为“中国中心观”。柯文认为，以费正清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个模式来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作用。这种西方中心取向的症结，在于把西方这种局外人的狭隘观点强加在中国历史之上，而对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这些都是由西方来界定的。柯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1989年在中国出版，后来一版再版，还出了修订本，并被译为日文、韩文，影响之大，完全出乎柯文本人的预料。尤其在中国，此书所受关注程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远在一般海外汉学著作之上。笔者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与“中国中心观”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共得文章36篇，包括一篇博士论文和两篇硕士论文；截至2015年，几乎所有中国重要史学刊物都有介绍或评论。对于此书的影响，罗志田在2004年称，“‘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李学智在2010年归纳学界的反应：或称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基础比较扎实；或认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对“西方中心观”模式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值得肯定；或认为柯文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说，打开了一扇透视中国近代史的新视窗，评论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说，对“中国中心观”多予肯定。还有人称，此书在大陆的译介，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共鸣和推重”。当然，其中有不少富含学理的批评性讨论，汪熙、罗志田、李学智、夏明方、朱浒、杨剑利等人，对柯文著作都有颇为深入的剖析与批评。各位学者感受到的“引用率甚高”，“轰动、共鸣和推重”，是有坚实的经验基础的。且不说我们时常能在各种会议上听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毋庸置疑的肯定与强调，在各种论著中看到人们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持续引用与讨论，即以数量众多的近代史研究生论文选题而言，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还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以中外关系史、西学传播史为题的，明显地不如区域史、社会史、经济史受欢迎，因为前者更容易与“冲击—回应”模式相关联，而后者更易于从“在中国发现历史”角度去发挥。对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本身的内容介绍与评价已经相当丰富，笔者想探究的是，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了此书在中国的“轰动、共鸣和推重”，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二
    柯文自述，其著作的讨论对象，言说的语境，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同行，他将自己的书，“看成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他曾担心，将此书译成中文，言说对象由美国同行变成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于其著作的内涵是否能真正理解：“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柯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中国同行因为对他的语境不熟悉而对他的论说不理解，那是很正常的。而对于中国同行来说，要了解他著作的内涵，倒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要读懂他的书，不但要知道他说了什么，还要知道他没有说什么，更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比如，柯文在介绍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动态的时候，对有些人很详细，对有些人很简略。这种详细与简略，他的美国同行能够明白，而今天的中国同行未必都能明白。以“冲击—反应”模式的思想渊源而论，费正清自是最重要的代表，但费的理路其来有自。在费之前，费在清华大学的老师蒋廷黻，就是对“冲击—反应”模式阐述得最为生动翔实的一位。蒋在1938年出版的那本《中国近代史》中，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都是冲击与反应、传统与近代的理路，尽管他没有将其概括为“冲击—反应”模式。蒋廷黻之前，从冯桂芬、郭嵩焘、王韬到薛福成，再到李剑农、何干之，所论所著也都是这一理路。当然，向更远、更大处看，与近代以来的进步史观、欧洲中心主义，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揭橥的挑战—应对模式，都有关联。再以“中国中心”模式的思想渊源而论，在魏斐德、周锡瑞、裴宜理等学者践行这一模式之前，在美国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华裔学者何炳棣、萧公权、张仲礼、瞿同祖等，都已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张仲礼的《中国绅士》（1955）、《中国绅士的收入》（1962），何炳棣的《明清人口论》（1959）、《明清社会史论》（1964），萧公权的《十九世纪中国乡村》（1960），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1962），都是其时英文世界研究中国历史的奠基性著作。如果用“中国中心”模式来衡量，这些著作都是魏斐德、周锡瑞、裴宜理等人的先驱与榜样。再往上溯，还在1949年以前，总会设在美国纽约（先在檀香山）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中的一些中国学者，如陈衡哲、王毓铨、陈翰笙等，已经自觉地从中国内部视角或以社会实情为基点来研究中国历史。陈衡哲的《东西方科学及其在昨日中国和今日中国之迹象》（1931），努力探寻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动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科学的萌芽，如发现哈雷彗星、在物理和数学领域取得的成就等，但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的结果有所不同。她的《中国文化论集》（1931），阐述了中国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所发生的变化，批判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文化“停滞不变”的观点。曾在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的王毓铨，在《土地税的提高与中国历史王朝的覆灭》（1936）一文中，分析了农村土地税增长与明清王朝兴衰的内在关系。担任《太平洋事务》编辑的陈翰笙，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国的地主与农民》（1936）、《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1939）等英文著作，成为从内在视角分析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代表作。陈翰笙、王毓铨等人的研究，与萧公权、何炳棣等人在内在理路上是一脉相承的。诚如黄宗智所说，萧、何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五十年代以前美国的太平洋研究所（引注：即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研究。大家知道，在三、四十年代，太平洋研究所曾出过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像陈翰笙、王毓铨这样一些优秀的中国研究人员曾参与该所的工作，写出了高水平的著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萧、何、张、瞿几位著作的撰写与问世，与费正清等人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1954）、《东亚文明史》（1960）几乎同时。也就是说，所谓“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模式，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并不是后者否定前者、新陈代谢的历时状态，而是同时共存的不同模式。柯文标举的70年代以后的几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者，有些人在学术上与萧、何、张、瞿等还有直接的师承关系。比如珀金斯，被柯文列为突破“冲击—反应”模式的著名学者，其学术渊源便与何炳棣连在一起。黄宗智称：“何炳棣对中国人口的分析和统计，为今日哈佛经济系主任珀金斯的著作打下了基础。珀金斯在几位得力的华裔助手（尤其是王业健）的协助下，对六百年来中国的人口、耕地、农业产量和亩产率都作出了估计。”孔飞力对于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研究，则建立在瞿同祖和萧公权等人对于乡村研究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柯文讨论的两种模式，“冲击—反应”的理路可以概括为冯桂芬—蒋廷黻—费正清等，“中国中心”的理路可以概括为陈翰笙—何炳棣—孔飞力等。对于美国学术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同的学者有过不同的概括与分析。在柯文著作问世以前，同在美国工作的刘广京、黄宗智两位学者就都有过概括与分析。将他们三人的概括与分析对照起来看，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即刘、黄十分注意介绍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中国学术传统及相关学者的联系，而柯文则比较薄弱。刘广京有大段文字介绍萧、何、张、瞿几位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说“这几本书，美国研究生都当作教科书来读”，影响相当广泛。黄宗智的介绍中，有《从中国移植的史学研究》专门一节，介绍萧、何、张、瞿的研究成果，给他们以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是与费正清等人同时的、代表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从中国移植美国的史学研究”。本来，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足为奇。柯文与刘、黄的差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言说的对象不同。刘、黄面对的是中国大陆学者，柯文面对的是美国同行。但是，不可否认，柯文淡化萧、何、张、瞿几位的成就与影响柯文在著作中提到了张仲礼、萧公权与何炳棣，认为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是个“例外”，“他们在开创中国社会、政治与军事历史的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但不是主流，淡化这几位与费正清同时的学者与孔飞力等人的学术联系，而突出后者对费正清一辈的批评与否定，这与他索事证理、以理限事、刻意构建其从“冲击—反应”到“中国中心”的线型解释模式有关。
                                  三
    从事实层面看，柯文介绍的“中国中心”取向，对中国大陆读者来说，无论是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都可以说是固有家法。诚如罗志田所说，“中国中心”取向“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冲击—反应”与“中国中心”，并不构成互为否定的两端。很多研究团体和个人，一方面在适用“冲击—反应”，一方面也在适用“中国中心”，并行不悖。从学理层面看，这两种模式更不构成截然对立的两极。同样是来自欧美的冲击，同样是第一批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反应就很不一样。要探究为什么不一样，必然要研究各地的特点。于是，外部视角也就转化为内部视角。同理，“中国中心”的内部视角，也不排除外部因素。人们的社会存在，不只是看得见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包括那些看不见的外部联系与外部影响。西力东侵，对于物质中国来说，是外部因素，但对于精神中国来说，则变成了全部精神中的重要部分。一国如此，一地更是如此。晚清中国，直隶、湖南等地教案频发，上海则很少发生。为什么？因为上海人的外部联系与所受的外部影响与内地大不一样，他们知道传教士不可能“烹食小儿”“挖眼剖心”。于是，所谓的外部联系与外部影响就变成了上海人的内在因素了。就批判性与冲击力而言，此书还算温和。柯文一再强调，他“不是说西方对中国近代化不重要”，他使用“中国中心”一词，“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他在书中从来也没有否认西方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也充分注意到沿海地区所受西方的影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柯文的著作在中国引起“轰动、共鸣和推重”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与柯文著作的表现形式有关。柯文著作是以创新型、范式型的面貌出现的。史学领域的“发现”，常是研究模式的“发明”。“在中国发现历史”，隐含着对中国历史研究模式的创新。这在中国自然容易引起关注。试想一下，如果其书名也像刘广京或黄宗智那样，改为《三十多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概况与分析》，效果将会如何？柯文著作是以挑战性、批判性姿态出现的。他将本是共时并存的两种研究取向，处理成新陈代谢、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这会让惯于趋新的人们感到“冲击—反应”旧，老套，“中国中心”新，时尚。何况这是发生在最发达国家美国的时尚！另一方面，与移用主体心态有关。相当一部分仿效、移用“中国中心”模式的学者，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或忽略了柯文著作的言说对象是其国内同行，而不是中国历史学界，没有探究其所批评的“冲击—反应”、赞许的“中国中心”模式的适用范围与解释边界，没有理清这两种模式在中国大陆的如上所述的学术渊源，更没有切实弄清中国历史研究的实情。这种对于外来研究模式不假思索的仿效、移用，是对于外部学术“学徒状态”的典型表现，是一种盲目受容、缺少批判的懒汉做法，是一种缺少自我主张的“外部反思”。这种状况，不光表现在对于“中国中心”模式的移用，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中国城市史、区域史、公共空间等研究领域之中。诚如吴晓明所批评的那样：“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局限于这种‘外部反思’的语境中。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外来学术(尽管它们可以是‘最新的’和‘最先进的’学术)的盲从，亦即完全无批判、无反省地从中取得一般的原则，却从来不曾深入于特定的内容本身，而只是将这种抽象原则外在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是一种实质上的‘无思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议题就会是根本不必要的和完全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似乎可以从外部现成地取得某种毋庸置疑的和已然完备的话语体系。”在异质文化交流、融合日益广泛、频繁的时代，学术研究模式的移用，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是任何一个伟大民族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过程中都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是，要真正实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移用—批判—创新，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研究模式，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尤其如此。有生命力的移用，永远与理性的批判、艰苦的创新联系在一起，也只能是学术自我主张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