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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何先生对掌权者的态度。曾有对历史了解比较多的低年级的同学对我说，何先生作为无党派“人士”，曾有一次差点被拔去做了个副部级的什么官，对于最后没做到那个位置，他感到有点遗憾。我不知道是否真如此，但我觉得即使真的如此，也很好理解。官本位社会嘛，如果顺便能做个大点的官而又不失去什么，何乐而不为呢！在我的印象中，如果有大些的官来看何先生，他会很重视。他的学生如果在做官，他会希望他们官做得更大一些。对于何先生来说，直接与他有关的最大的官是校长。我在武大经历过3任校长，第一位是刘道玉校长，第二位是齐民友校长，第三位是陶德麟校长。刘校长与何先生住同一门洞，两人关系不错，但我从来没听说何先生为自己什么事找过刘校长。何先生同陶校长个人关系似乎比较密切，据说50年代早期他们一起帮李达做过事，所以陶校长有时会拿些香烟什么的去看他。在给他70华诞纪念文集写的序中陶校长还称赞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不过我也没听说何先生去求陶校长办过私事，尽管在我看来他最后几年身体特别不好，有些事是可以去找找陶校长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齐校长的态度。齐校长是我国有成就的数学家，但官做得不是很顺手。何先生与他很熟，据说曾当面劝他做得不顺就别做了。齐校长任职结束时不太风光，武大还有人到他住宅前放鞭炮庆祝，弄得他很有点失面子。那阶段有一天我去看何先生，他对我说：过去几年齐当了校长，官味有点浓，他看不惯，已经好几年懒得理他了；但是那一天他远远看见下了台的齐校长走了过来（齐出门必经过何先生门前），他特地在门口等着齐，与齐打了招呼。他的意思是想让齐在困难的时候感受一点点宽慰。我理解，这个行为是何先生主张待人要有些人文关怀的表现。 还要说说何先生的对待同学、朋友之道。对于他的学生之间的同学关系，何先生无数次表示，大家要团结合作，有竞争很正常，要友好竞争；学宪法的就这么几个人，相互之间不能合作会影响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他还以他与许崇德教授的关系为例现身说法，说到他们之间合作的意义、许先生对他的巨大帮助等等，情辞恳切。的确，何先生人缘是特别好的，他有的同学，好像与谁都相处得有点别扭，但与他，至少表面上还是不错的，他与其他同学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 有一次他对我说，人和人哪能没矛盾呢，关键是处理起来要有个格调。现在的年轻人之间，为点利益斗得让人看不下去，他们那一代不是这样。他拿自己与马克昌先生的关系说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与马先生是老朋友，马先生做法学院院长，掌实权，他自己挂法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席的虚衔，一起为武大服务。曾经有个时期他对马先生处理一些事情有意见，想要难为马先生，就在外边放话说自己在武大没法做了，要走。他说，马先生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他的朋友，一听他说要走，就责怪马先生，说你一当了院长怎么就让人家老何在武大活不下去呢，一定是你做法有问题嘛！马先生是很顾名节的人，一听外边有这样的传闻，马上就常来与何先生套近乎，有事常来征询他的意见，而且他还装出不理不睬的样子。何先生说，他们这一代人，朋友、同学间发生冲突，用这样的方式就算比较激烈的了，没听说过有不择手段的搞法。我把这些话理解为何先生关于为人的一种教导。 十一、一些遗憾 何先生做“右派”做出来的烟瘾太大，每天几乎烟不离手，这个毛病使他过早丧失了身体活动能力、过早谢世。还在80年代末，他已不怎么能自如活动了，刚进入90年代，他出门就只能坐轮椅。前几天我和秦前红教授一起从香港去深圳看赵师母。在说到何先生时，她说“整个就是抽烟害的他，他是抽烟抽死的”。今年11月上旬见到何先生当年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吴祖谋教授，他对我说：“每次见到何华辉，我都让他不要抽烟，每次他都当场把烟掐灭，对夫人说‘老赵，把我的烟都给扔了，我再不抽烟了’之类的话，但下一次再见到他，他还是在照样抽。要不是老赵照顾得好，只怕他死得还要早好几年。” 据说，某年吴家麟教授一定要他把烟戒了，带他去外地讲学，把他的烟都收了，也不让他买烟。一两天没抽烟，他失魂落魄，在给干部讲座时突然失去了记忆，呆在讲台上，下边的人大惊失色，不知何故。有知情的陪同人员马上说：“快快快，拿烟来！他快两天没抽烟了，恐怕已经不行了！”下边有人马上点燃一支烟递过去，他狠吸几口，马上恢复了记忆，谈笑风生。由此可见他对尼古丁的依赖有多深。 按何先生的理解，人不抽烟脑子是转不动的。记得他70华诞前夕，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我撰文概括他的学术成就，将他对宪法学的创造性贡献概括为大约十大几个方面，完稿后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定要我陪他抽烟，说“不抽烟怎么可能写得出文章”！我原来是一天抽一包烟的人，我父亲也是抽烟得肺癌死的，抽几支烟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就陪着他抽起来。那天他说了不少话，主要是概括自己一生，内容大意是：这辈子选择学法学、宪法学，活得特别艰难；年轻时能做事、想做事，但无事可做，50多岁才有机会做事，可不几年又身体不行了，有事可做却不能做；一辈子对社会贡献太少。我对他说，你一辈子受这么多磨难，做出这些已经很不简单了。他没再说什么。 前面我曾说何先生是1949年后武汉大学宪法学科的“殉道者”，是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另一位老师、一个不用打引号的真正的殉道者，他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都为他们选择的的东西贡献了一生。我说的这另一位是我当年的英文启蒙老师，叫张伯仁，在意大利留过学，在美国波士顿和巴西传过教，一辈子没结婚，一辈子宣扬基督、福音，乐善好施，2006年春升天。张先生1949年就做到武汉地区代理主教的位置，后来被抓“进去”20多年。但80年代出来后矢志不移，回到老家湖北仙桃继续传教，自己在外国找钱在仙桃修了两处教堂。2001年秦前红教授陪我去看张主教，其时他已年近九旬。张主教对我说了好些话，其中一句话是，“我一生就是信这个东西信得太真啊！”后来我回味很长时间，至今体会不了其中反映的复杂心情。何先生对于宪法，难道不也是这样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