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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求是一个理论上的水平仪，一个法学者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衡量一切官方学说和学者学说成败得失的基准，从而维护自己作为学者的精神独立。这是我的经验，我不否认其他人有更好的经验。如果有哪位学者愿传授我更好的经验，我现有的经验可以放弃。 做到实事求是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人士一方面口头上提倡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事实上又不准你实事求是。我很注意观察何先生怎么对付这种两难处境，并且发现他有时也是无能为力的。何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编写宪法学教材和讲义时，最怕写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那一部分、尤其是其中的公民基本权利部分。他说，说到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得说“广泛性、普遍性，真实性”，实在是为难啊！讲课还好点，写就避不过去。他言下之意是，这“广泛性、普遍性，真实性”的笼统说法，实在是不够事实求是，但又不能不违心地写进教材。再说，即使宪法学教授敢事实求是，还有一个出版社不让你事实求是的问题。 这是那个时候的状况，现在应该有所不同了。是不是真的不同了，不太容易判断。但我想，不论口头上还是笔头上，在说明我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取得进步和成就的同时，揭示仍然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与法治发达国家比较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的差距，明确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努力方向，现在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毕竟，任何人都无权让我们不实事求是啊！ 四、“右”与“左” 我刚开始跟随何先生学宪法不久，碰到武汉大学一位认识何先生的退休老教授，他对我说：“这老头当年是右派。他骨子里现在也还是主张三权分立、制约平衡的，你看他写的《分权学说》那本书，明里是介绍和批判分权学说，实际上是转弯抹角为三权分立评功摆好。”但过不久，又有一个年轻朋友对我说：你看到没有，你们何先生最近在西南某某杂志写了文章，标题就是“高举”、“紧跟”呢！意思是说何先生很左。我当时纳闷：何先生过去被打成“极右”，现在凭什么要去“左”呢？！我很快找到了那本杂志，上面果然有那类标题。但细看内容，文章不过是在解说宪法序言的有关条款，有点假大空，但绝无帮忙权力人士打压对立面的意思。尽管如此，我对何先生写那种文章的必要性在看法上也是相当保留的。那好像是1991年的事。后来我一了解，原来那杂志的主编是何先生的老同学，再三来信非得让他写篇文章给杂志壮声势不可，他却不过老同学的面子，就来了那么一下子。 但是，何先生到底是右还是左呢？我的感觉是，他不右也不左，而是在宪法言宪法，就像在商言商，宪法典怎么规定的他就说应该怎样办，而且对宪法文本尽量做左右平衡的理解。至于修改宪法，那自然应该争取，但没修改前他说话办事还是以现有条款为准。 说何先生不右，我是有根据的。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那两三年，在心情好的时候，他是愿意推心置腹地与我说些话的。他所说的涉及专业的话都是基于现行宪法的，从来都是说要完善人大制度，要使它能够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真正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从没说过要放弃这个制度按某国模式另搞一种制度的意思。 至于说何先生不“左”，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几乎吃了一辈子“左”的苦头的人，他没有任何理由去帮忙推动“左”，他从“左”中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我所见所闻的多个故事表明，何先生的可贵品德之一，是他总是将他的的同情和支持，给予社会的弱者、被压迫与被损害者。这样的人通常没法“左”得起来。只是，不是每一种故事都适合拿出来讲的。 五、与当局的相处方式 何先生是一个没党没派的人。对于他如何处理与当权者的关系，我留意观察过。在我们社会，处理这方面的关系似乎是一种不能不注意的生存技巧，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的感觉是，对于当局推行的政策和主张，他即使赞成，一般也不会说出来，但在适当的场合，他会愿意表示认同的意思。如果他不满意当局的某项方针、政策或做法，通常也是不愿意说的，但决不会附和。如果他要表达不同意见，一定是非常小心地不去与所要批评的东西发生正面碰撞，而是会先尽可能多地将其合理之处找出来，做很多的铺垫，然后再把他的担忧或他认为不妥的地方说出来。在处理与当局的关系方面，何先生一辈子吃的苦头比较多，所以十分小心。 前几天看电视节目“李敖有话说”，我对李敖当时讲的一段话很不以为然；同时，联想到我撰写本文过程中难免涉及的对何先生的评价，产生不少感想。李敖那段话的大意是：最好的知识分子都是和当局对着干的。他李敖是一直对着干的，从国民党当权到民进党执政，一直都对着干，因此他是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在衡量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准问题上，撇开其它因素不谈，仅就与当局的关系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独立的价值观以及对独立价值观的坚守，而不是简单地搞两极对立。记得3年前我从台湾回上海路过香港时，买了一本《争鸣》杂志回到宾馆躺在床上看，刚看两篇文章觉得还不错，看完大约一半就感到很有些不对劲了。因为，当局说南，它就说北，当局说是东，它就说是西，当局说是西北，它就说是东南，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它后面所有的文章我都不看了，因为不用看就已经知道了它对每件事的立场。我2006年秋又来香港讲课，又看到了街头摊子上、铺子里摆的《争鸣》，但我只是扫了它们一眼，没有去翻动，更没有买。因为，它对什么事持什么观点，我全知道，完全不用我花时间看。在不少人看来，它们是在反对当局，它们的作者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在我看来，这些人其实是不自觉地被当局牵着鼻子在走，并无独立价值观和独立立场可言。反过来看，对改革开放、和谐社会这类官方主张的东西，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认为它们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他/她为什么不可以表示赞成，进而参与、支持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