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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我认为值得讨论，国家对于上访、信访、小打小闹是鼓励通过一种行为去获取利益的行动。这样的一种行动到现在为止，使整个社会遭受损害，为什么？因为这样导致社会没有规则，任何问题都可以永远无止境的交涉、谈判。没有规则、不遵守规则导致整个社会社会福利下降，一个社会应当有一个机构解决纠纷，为什么需要法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规则的最终解释者，交给法院是最合适的。理想状态，法院最不应当被挨打。我认为最关键的最核心的，在司法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加强司法应当性能力的建设，怎么样使裁决更公正，法院形象更容易被人尊重、看重、信服。谢谢。 提问9：您研究的这些案例中，对抗法院执行的抗拒的判决执行、非诉比例是多少？第二个问题，对法院执行的抗拒和对其它行政机关执行的抗拒，您对法院执行的分析包括原因和对策，哪些不适用于其它行政行为的执行。法院最大的特点经过了程序正义，是不是正是这种程序性使它更应该被尊重，并且作为社会正义的体现，就像于建嵘老师说的，“让法院、法律成为社会稳定的政治体现”？ 徐昕：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究竟是哪些法院做出的裁判，哪些是行政部门做的，数量我目前没有统计出来，从这些情况来看，基本上是法院做出的裁判。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法院的分析是不是通用适用于行政机关所遭遇的暴力抗法，我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共通的，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法院和行政机关区别不是那么大，中国的法院是行政性的法院，但区别仍然有。从案例中可以看出，法院的裁决经过两审终审查，经过法定程序，但行政机关做出的决定，自由裁量、随意性、无所顾及性，法院强很多。这同时决定了民众对这两种暴力抗法，在感情上有所区分。我对法院感情相对更深一点。 暴力抗法抗的什么“法” 提问10：您好，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您讲的暴力抗法，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律术语，暴力抗法的“法”指的是什么“法”？第二个问题，如果引入私人司法执行，合法性在哪里？是否会引起新的暴力抗法？谢谢徐老师。 徐昕：黑社会执行得可能会好，派去拆老百姓房子大部分雇佣的是黑社会，对政府本身我们也会怀疑其颜色。不是法律上的“法”的概念没关系，为什么一定要研究法律上的概念？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现象，研究人的本身，而不是研究某一个概念，概念是表达工具。关于暴力抗法的“法”是指抗拒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和其它的执行行为。暴力抗法不包括抽象的立法、规范性的文件。 第二个问题是逻辑上的主线，逻辑上的主线不能够采取毛泽东的回避策略，主线面对暴力抗法，肯定要解决其基本问题，如果不正当，要提升其正当性，强制能力不足，要提升强制能力。作为辅线，执法人的抗法跟社会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一个基本的策略是回避，回避里提出一点可以是执行权的重新配置，这就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在中国大的法律体制下，私人执行的方式作为主要方式肯定不行，但可以作为竞争性的方式。我曾经引用过一个例子，是关于私人侦探，一个判决几年执行不了，请了私人侦探很快就执行了。具体的制度怎么设计我还没有想到这一步，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以及当局的思维不会让我们想下去。 最后，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私人执行会不会产生新的暴力抗法，肯定会产生新的问题，私人产生的暴力，利用国家安全机关措施来对付，这样的情况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加以解决，不能说有了这样的问题，就行不通。 主持人：暴力抗法抗的是什么法，刚刚讲到是针对裁判文书，您对这个裁判文书有没有做过分析，因为中国的判决书没有公开，裁判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也是一个问题？ 徐昕：我把抗法分成正当的、有一定正当的、不正当的。有一定正当性是说裁判文书是不公正的。每个案件找到判决文书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出了问题的案件，根本看不到判决文书。我希望判决书能够上网。 提问11：我下面的论述建立在民事执行中的暴力抗法上。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执行程序很多时候只是被动执行。执行机关都是被动的执法，只能针对生效的裁判书进行执法。很多公众对执行的不满，更多的是因裁判本身的不正当，而不是执行机关。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改变了民事诉讼的审判模式，转化为当事人模式，并强化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的辩论权，把审判过程写得更加合理性、公开性，这会不会对后面执行的效果产生影响？ 徐昕：谢谢，冤案当然很冤，谁没有一点冤屈？受一点委屈好像是我们的常态。诉讼过程正当性的保障肯定跟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暴力抗法相关。正当性越足、程序保障越足，遭遇的暴力抗法越少。这些问题不能通过数据、实证材料检验，所以要提升合法性正当性，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保障程序正义。 提问12：第一，您讨论暴力抗法，在讲座中您提供了一个数字，中国执行的只有4%，暴力抗法非常普遍，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法律和整个司法体系严重缺乏合法性、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您提出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司法力度，如果不存在司法合法性前提情况下，腐败的权力是否变得更大？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暴力抗法很多和司法体系本身有关。不知道您怎么看？ 徐昕：谢谢，基本同意您的观点。提高在建设司法合法性能力的前提下提升司法能力，合法性能力的建设是基础，后面你讲的案例，反映出现有制度对暴力抗法行为的鼓励，采取这样的行为人，能获得好处，能通过法外不执行甚至抵抗、暴力抵抗的行为能获得切实的利益，为什么会获得现实利益，现在是维稳，越维越不稳，为了维稳就可以容忍这样的行为，这样行为的存在，最后获得利益，会激励更多人采取这样的行为。整个社会纠纷解决是政治化，这个政治化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指的是交易，交易是讲原则的，政治好无原则。只要具有谈判能力，就能获得自己所得的利益，司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凭借自己的实力讨价还价获得利益。未来的发展是期望司法成为一种法官被动消极、当事人充分举证的经济模式。所有的东西都是齐头并进的。 提问13：人大有没有强制执行的立法计划？我想听一下徐老师对强制执行立法的看法。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