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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案件终于改判无罪了，当事人家庭肯定激动万分，很多法律人也欣喜万分，最让人感到高兴的是法治天空的阴霾好像被扫之一空。什么事业都有牺牲品，革命时期有，建设时期有，法治建设中间也会有。但牺牲毕竟是越少越好，越有价值越好。聂树斌就是一个法治建设的牺牲品，但牺牲还是有所价值，这是法治的大事件，是新时期庶民的胜利。 在国家意义上，在法律层面，上层人士更关注政权的建设，更注重与社会的稳定。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被无辜剥夺，一般是不会投注更多注意力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人们都生活在风头浪尖上，自己的安危有时无暇顾及，又哪有什么精力关心他人的死活。在任何朝代，由于政治制度的不成熟，政治人士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在很多历史时期，人人自危的局面是经常出现的。在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一个个人物如同走马灯般轮流上场，当然在舞台上是风光的，但被他人轰下舞台的境地是凄惨的，是痛苦万分的。由于传统政治人物都有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状况都心知肚明，但都装聋作哑，如果谁在政治上蒙难，其他人一般不敢出面搭救。人们往往对于政治案件是谈虎色变，但在历史上又有几件政治案是标准的政治案，很多所谓的政治案在封建王朝里面往往夹杂人身迫害，里面包含着诬告陷害，甚至是屈打成招，冤假错案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封建政治里面，政治人物的痛苦太多，冤假错案也一时成为家常便饭，所以大家都见怪不怪，对于如何避免冤假错案，很多人都付之一笑，或者嗤之以鼻，很多法律人也认为是出力不讨好，事倍功半，积极性都不高。 作为一介百姓，大家都在内心里不愿意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对于那些冤假错案更是恨之入骨。为什么一些案件被人们津津乐道。比如窦娥冤，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还有七品芝麻官里面的案子，陈香莲的案子，这些历史案件都被人们传诵一时，历久不衰。在人们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人们往往参加暴动，但那时生命被置之度外，那是大势所迫。在和平时期，富贵与小民无缘，很多小民倒也不愿意攀龙附凤，只愿意平平安安的生活。这时对于一个百姓威胁最大的就是黑恶势力。那些市井小人往往会欺负百姓，当然在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公民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在封建社会，往往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衙门自古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们受到欺压并不害怕，最令人害怕是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人们在那个威武的衙门里往往受到二次伤害。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很发达，但这个法律制度害民也很严重。人们受到法律的保护，还没有受到法律伤害的厉害。人们对于法律不只是敬畏，很多时候是胆战心惊。 在法治社会，公民是圆满的。在法律社会，每个自然人在理论上都是公民，但由于法治不畅，很多公民的权利并没有得到落实，也无法得到落实。特别是民法发达与否是衡量法治成熟与否的标志。在法治处于起步阶段时，公民与其称为公民，不如称为庶民。这时，公权力还很庞大，势力还很强大，不能很自觉在民众面前低头。庶民有点低人一等的意思。中国人一向谦顺，特别受到民不与官斗的思想影响，在尊遵纪守法面前还是十分本分的。但在很多时候表现为老实，就是被迫无奈。但权利是争取过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公民不应当是庶民，一定要成为公民。公民一方面需要政府，但需要的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不是过于庞大，但一定是精致的。公民与政府是一对冤家，公权力与私权利也是分不开的难兄难弟，他们需要精诚合作，同心同德，把法治大业推进下去。 聂树斌改判无罪了，这是他家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很多学者和法律人努力的结果，更是很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的结果。一个青年已经在地下安息很长时间了，本来这样的安息还有同伴，但共和国的法治进程必定不能缺少聂树斌的名字。这个国家的公民，或者说是庶民，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法律的牺牲品，在今天又成为了法治牺牲品。成为法律牺牲品令人扼腕痛惜，成为法治牺牲品则让人感到意味深长。在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浑浑噩噩中做着庶民，他们在自我意识中还没有树立公民思想。实际上一个公民，是有思想和灵魂的人，是有担当的人，也是更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封建国家需要大量顺民，而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需要的是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不是一个政治口号，也是一个公民口号，是一个法治口号。 聂树斌改判无罪了，他自己是无法得到这份欣喜的，更多的是很多有正义感的人获得了欣喜。正义来晚了，对于个人来说是来晚了，或者说是无用了，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正义什么时间都不算晚，并且什么时间也不应该晚。这是一个共同的呼声，也是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让一个法治社会今后不再出现什么聂树斌现象，也许是聂树斌最大的愿望。聂树斌如果九泉有知，也应该感到满足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