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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受案范围受限、法律规定不一致。《民事诉讼法》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上，仅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未将其他损害生态利益、破坏生态资源等行为涵括在受案范围内。一旦发生其他损害生态利益之类的行为，法院难免受制于“污染环境”，有对其他行为不予立案之虞。《侵权责任法》将被侵害的民事权益限定为人身、财产权益。那么，损害生态利益、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若没有确实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财产权益，则在起诉上无以为据。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环境保护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保护客体，但与《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之规定不一致，《民事诉讼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二者的位阶持不同观点，若进入环境公益诉讼程序，以何者为据？ 最后，救济途径受限。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依照《侵权责任法》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八种责任方式（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但对于环境侵权救济能起到实质作用的责任承担方式有限，且责任形式仅限于民事责任范畴，救济渠道狭窄。《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不同，这里采用的是“鼓励”的态度，而非“强制”。此类保险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加之企业经营者转嫁风险的意识不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并未得到企业经营者的重视。 （二）社会历史之因 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基本战略，不仅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指生态环境的可持续。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那便是竭泽而渔，最终影响经济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漠视环境保护，只顾经济发展，当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相冲突时，不惜通过行政权力干预环保部门的执法和法院的司法活动，阻扰环境侵害的排除，从而导致企业污染持续蔓延。 此外，我国企业长期沿袭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企业设备和技术上较为落后，因此耗能大、排污严重，不少企业经营者唯利是图、法律意识淡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然而以目前的社会经济现状，想在短时间内彻底改良，不论是技术还是设备层面都难以跟进，如若强制彻底清除，必将导致一大部分人失业，引发其他社会矛盾。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淡薄，对于没有实际侵害到其人身或财产权益的环境侵权行为，自然人在维权成本的考量下，轻易不起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