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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枫桥经验”的价值在于借助大数据在网上群防群治,进而有效地研判、防范和打击各种网络犯罪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并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示。近些年,浙江省在传承“枫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为核心的“新枫桥经验”。 “新枫桥经验”概念甫一提出,媒体报道频频引用,公安部门争相借鉴,互联网大佬们热衷谈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击中了公众在互联网时代的最大痛点——安全,抓住了互联网精神的核心关键词——合作。近日,在“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研讨会”上,与会官员、专家以阿里巴巴推进警企合作打击网络犯罪为例,探讨了如何用“新枫桥经验”倡导的群防群治理念实现“互联网+社会治理”。 实际上,在此前马云给中央政法委所做的那场关于“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讲座中,公众就已经看到了阿里巴巴借助技术创新实现法网与互联网无缝连接的创造性努力。记得那次讲座后不久,我就看到了一则消息:阿里巴巴安全部与绍兴警方联手,会同全国20多个省份公安机关数万警力,成功破获“8·14盗号专案”,查获近700万张手机黑卡,抓获各类盗号产业链犯罪嫌疑人240余名,查获盗号软件19个系列326款,查获涉及全国22个省份的盗号团伙100余个。 这场警企合作的战役,既为马云的讲座作了最好的注解,也让公众直观地看到了“新枫桥经验”的力量,看到了借助大数据在网上群防群治打击网络犯罪的努力。可以说,在与警方合作打击网络犯罪问题上,阿里巴巴再次摸到了公众的痛点。 十几年前,马云创造的淘宝模式抓住了网络信任这个痛点,给公众带来了网购的快乐,制造了“双十一”购物狂欢。如今,公众又有了新的痛点,那就是网络犯罪冲击下的安全焦虑——人们时刻都要担心个人信息被盗,担心种种网络骗局,还要担心账户资金安全,担心徐玉玉式电信诈骗悲剧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其实,安全问题不仅是普通网民的痛点,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痛点——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好安全问题,如果不能让公众的信息安全、账户安全、支付安全有保障,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就会遇到极大障碍,中国互联网事业也没有未来。当然,这也是政法机关的痛点——在互联网犯罪面前,传统治理思维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从徐玉玉案等典型网络诈骗案可以看出,由于网络犯罪具有隐蔽性和异地性的特点,难以锁定犯罪证据和场所,给警方打击此类犯罪制造了不小难题。 马云在中央政法委的演讲中举过一个案例,用以说明研判大数据的重要:一个人买高压锅很正常,一个人买钟也很正常,一个人甚至买一个火药也正常,买个钢珠也正常,但是一个人合在一起买那么多东西,就一定不正常了。在我看来,这个案例也是对“新枫桥经验”的生动阐释,因为很多时候大量的犯罪信息和犯罪线索并不来自于公安机关,而是来自于互联网企业。警企之间有合作共享和群防群治的思维,才能监测和发掘那些大数据,进而有效地研判和防范各种犯罪。 再强大的数据分析员,如果没有判断经验,可能也不会注意到这种犯罪线索；然而,警方即使再有判断经验,不掌握相关的大数据,恐怕也无法监测到犯罪线索。这进一步表明,提升社会治安水平,保障社会安全,需要警企的深层合作。在英国,有53%的罪案涉及互联网犯罪；在美国,互联网犯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阿里巴巴安全部负责人余伟民预计,未来的年轻人即使要犯罪,也不大可能选择偷钱包、打闷棍这种传统方式了,而会选择他们更熟悉、更依赖的互联网。 当然,要想真正解决网络安全这个公共痛点,光靠一两个人物、一两家企业、一两次行动的合作是不够的。“新枫桥经验”的核心在群防群治,也离不开“群”的共治努力。期待更多企业、更多系统、更多部门能深度参与到网络犯罪的社会治理上来,真正形成“群治”的效果,筑建一道让犯罪分子无法攻破的神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