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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理认为，张永厚与李增富之间系资产及联营权(生产经营权)转让关系。1988年，镇政府与燃料公司创办了三岔煤矿，燃料公司因投资取得三岔煤矿二十年的生产经营权，并享有生产经营转让权。按照《联合办矿协议书》约定，合同期满后，燃料公司如不再经营，场地、房屋(不含井下设施)，人员移交镇政府，其他财产属燃料公司所有，如愿继续经营，与镇政府续签合同。燃料公司与张永厚签订《三岔煤矿资产转让合同书》后，张永厚取代燃料公司，获得了联营期内三岔煤矿的生产经营权。张永厚等人通过与李增富签订《三岔煤矿承包合同书》、《煤矿产权资产转让合同》，将其在三岔煤矿的资产及联营期内的生产经营权转让给了李增富，虽然张永厚与李增富签订的两份合同内容有相互矛盾之处，但2001年6月30日，在镇政府与李增富签订的《三岔镇办煤矿补充合同》中，明确了张永厚将煤矿联营权转让给李增富，张永厚作为中介人签名。 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判断。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张永厚将资产及联营权转让给李增富，已全部处分了其在三岔煤矿的权利。首先，张永厚提交的张启相经公证的《声明书》称，《煤矿产权资产转让合同》是为了方便办理承包煤矿的相关手续而订，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认为，认定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以合同表述为准，张启相的《声明书》虽经公证，但该公证书仅能证明《声明书》系张启相所作出，并非证明所述事实，张启相的《声明书》不足以推翻合同文义。况且，张永厚的主张前后说法不一，自相矛盾，不予采信；其次，张永厚与李增富签订的《三岔煤矿承包合同书》、《煤矿产权资产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两份合同从名称审查是相互独立的合同，前者是承包关系，后者是资产转让关系，但实质内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虽然两份合同中都约定了82万元，但《三岔煤矿承包合同书》的总承包费82万元，不仅是联营期内一次性承包煤矿的费用，还包括三岔煤矿的全部资产，而《煤矿产权资产转让合同》中的转让价格82万元，不仅是转让资产的价格，也包括转让三岔煤矿联营权，因此，两份合同中的82万元指向标的是一致的，即处分资产和生产经营权的价格，转让煤矿资产的同时也处分了经营权。无论是燃料公司将资产转让给张永厚，还是张永厚再转让给李增富，其实质并不是转让资产本身，而是转让依附于资产所产生的生产经营权。燃料公司最初取得三岔煤矿生产经营权，来自于其对煤矿投入的资产；张永厚将受让的全部资产转让给李增富，由此产生的生产经营权亦随之丧失。根据《煤矿产权资产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转让后，从此张永厚与三岔煤矿无任何关系，以后该矿所发生的一切事宜均与张永厚无关…，甲方不再插手介入”的约定，张永厚将其在煤矿的全部资产已经处分，其享有的因煤矿资产所有权产生的煤矿联营权(生产经营权)也已丧失。第三，镇政府与李增富签订的《三岔镇办煤矿补充合同》明确约定李增富已取代燃料公司和张永厚，与镇政府形成联营关系，并明确联营期满后煤矿及资产的处理方案，处理方案中没有张永厚的任何权益，张永厚、张友庆作为中介人在此合同上签名捺手印。说明张永厚认可在三岔煤矿的权利已处分殆尽。再审庭审中，镇政府及杨怀亮出示了《三岔镇办煤矿补充合同》的原件，张永厚对该补充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七十条的规定，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主张对方向法院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不真实，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故对上述补充合同的真实性应予认定。 综合上述分析，张永厚与李增富之间系资产及联营权转让关系，转让后，张永厚在三岔煤矿再无任何权利，故李增区等人将三岔煤矿转让给杨怀亮无需经过张永厚同意，杨怀亮如何经营也不会损害其利益，三岔煤矿经营期限到何时截止亦与其无关。张永厚以李增区等人将煤矿转让第三人，侵害了其作为三岔煤矿联营方和资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由，要求解除《三岔煤矿承包合同书》和《煤矿产权资产转让合同》，要求李增区等人与杨怀亮返还三岔煤矿，并赔偿损失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中又主张上述合同无效，与其诉讼请求自相矛盾，不予支持；张永厚亦无权要求确认李增区等人和杨怀亮签订的《关于神木县孙家岔镇三岔镇办煤矿承包期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镇政府始终作为三岔煤矿联营一方，在李增区等人未经其同意，与杨怀亮签订《关于神木县孙家岔镇三岔镇办煤矿承包期股权转让协议》后，有权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但在本案终审后，镇政府与杨怀亮达成和解协议，再审中，镇政府已明确表示放弃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故本院对此已无审查必要。该案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于2012年9月5日作出（2010）陕民再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维持该院（2007）陕民一终字第00097号民事判决。 张永厚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