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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关系，宋飞“一个月有一大半时间不在家”，李薇是独生女，结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很多事靠两老照应。
同在铁路系统工作，李薇理解他。虽然在电话里嗔怪丈夫出差忙地连电话也不打一个，但私下里她说，宋飞为家庭付出了许多：他从不把工作情绪带到家里；只要一回家，他就陪女儿看书，“给她讲故事，照着书本一字不差地念。”他陪女儿骑自行车、跳绳、滑冰；一家三口逛街时，李薇和女儿在前面逛，宋飞一个人在后面提包。
当然，更多的时候，宋飞的手机突然来了电话，说好的家庭计划都成为了泡影。“他说走就走”，李薇说。
扒手分两种，用长沙话说，一种是“打活的”，一种是“搞死的”。“打活的”指白天偷，“搞死的”指晚上偷，很多小偷习惯乘晚上旅客熟睡时偷窃。
因为昼伏夜出，三餐不定，39岁的宋飞头顶冒出了不少白发茬。
反扒多是小案件，盗窃数额几千块钱、几百块钱，甚至几十块钱，这类案件特殊在于需要“抓现行”，为此长时间蹲守是常有的事。
“要和犯罪嫌疑人比眼力、比智力、比耐力，有时候一连要蹲好几天，（这种情况）全国的反扒公安都一样。”“老反扒”黄文广说。
申东胜对他第一次“反扒”经历印象深刻。2013年，他跟着师傅宋飞出去行动，心情“特别刺激，特别紧张。”那天，他女儿正好出生，“2014年2月7号，我老婆给我打电话，我挂掉了，当时正好在抓捕小偷。”
还有一次，宋飞白天发现一名犯罪嫌疑人，跟了一个晚上，对方没偷成功。后来，他又尾随对方去了火车站附近的网吧，然后又跟着去了附近的招待所休息。一直跟到第二天，犯罪嫌疑人上了车，手刚伸出去偷到东西，就被宋飞逮住。
“和其他案件相比，小偷的反侦查能力强，经常是抓了又出来，不断总结经验，加上隐秘作案，没有案发现场，导致反扒工作越来越难做。”黄文广说，民警干“反扒”时间长了，和亲人聚少离多，朋友圈子也很小。
“我们去过的地方很多，但是每到一个地方，活动范围只在火车站附近和火车上，除了干活，就是回房间睡觉，其他什么都不想去做。”宋飞说。
2005年，宋飞的母亲一人从东北到长沙来看儿子，母亲还在来的火车上，宋飞就接到紧急任务——赶赴广州参加“7.14拐卖、强迫妇女卖淫专案”的审查工作。
宋飞的同事朱红梅回忆说，当天宋飞在电话里让母亲在长沙等他，结果等着一个月，老母亲也没见到他的影子，最后流着眼泪回了黑龙江老家。
“我们都知道，其实他心里是很内疚的。”朱红梅说。
而作为妻子，李薇最担心的是宋飞在外执行任务是否遇到危险。只要看到他的领导、同事，她就要问：“宋飞他没受伤吧，又有十多天没见到他人了啊？”
2014年12月，宋飞获中国铁路总公司颁发的“火车头”奖章，这也是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
 ↑宋飞登上火车
 ↑2月28日，宋飞执行完任务后在返回驻马店的列车上巡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