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二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发布时间：2017-08-25
摘要：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二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增补版）岳麓书社2017年2月1版1
|
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二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增补版）岳麓书社2017年2月1版1印。 蒋廷黻在清华历史系的作为，门生何炳棣对此有着高度的认同，何炳棣为了表扬蒋廷黻，愣说陈寅恪在清华历史系不处于核心地位，蒋廷黻则居核心地位：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何炳棣接着说，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1980年何炳棣被访问时，对30年代清华历史系作了扼要的回忆，其实，也是一个论断。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综合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在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七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个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蒋廷黻回忆录》第140页）蒋廷黻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以改革派著称，蒋廷黻氏之所以有改革派的美誉，与弟子何炳棣的塑造，有着莫大的关联。蒋廷黻氏本人，是很乐于被戴上这个帽子的，李济之在夸赞蒋廷黻的历史功绩时，曾向蒋廷黻发问：到底创造历史有还是研究历史有兴味？用以刻画蒋廷黻亦学亦政的一生。蒋廷黻被李济之将了一军。回首平生，既有研究历史的兴味，水木清华的岁月，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青春岁月毕竟是美好的，值得留恋的。1929——1934年，蒋廷黻在清华历史系主任的位置，自以为兴利除弊，革故鼎新，颇有一番作为。我在清华，一开始，想找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当我提出此一拟议时大家都认为杨先生（按，即杨树达）是最适当的人选，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他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反而被人们渐渐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在现在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再把时间继续浪费在这方面。（《蒋廷黻回忆录》第139页）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令蒋廷黻满意。没有一位改革家对现状是满意的，蒋廷黻也不例外。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作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的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蒋廷黻回忆录》第139——140页）何炳棣认为蒋廷黻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举其荦荦大端，大概有四项措施。第一项举措是聘请雷海宗先生。雷先生无疑义是当时国内对欧洲中古史和宗教史了解最深刻的学人。他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五年之内完成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之后，不久即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大开始以文化型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第二项举措是，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植历史教研人才，内中一部分可以配合清华历史系的需要。清华研究院的最大吸引力是：学生的课程和论文如能达到相当水准，可由清华资送出国深造。根据已有教研资源，研究生只能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清史之间选择其一作为主修对象，好在选择中西史课程的范围是非常之广。（《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7页）何炳棣将清华历届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年份及论文排列之后，接着说，以上邵循正、王信忠、张德昌分别资送巴黎、东京及伦敦深造，学成后返校任教。第三项举措，蒋先生另一培植清华历史系所需人才的办法，是给予有研究能力的助教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去准备开新课。如同1934年秋我入学时，吴晗已先此升为教员，正式开讲明史新课了。他同时还协助蒋先生指导高年级及研究生有关清代制度及内政问题的研究。（《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8页）第四项举措，蒋廷黻和刘崇鋐先生还利用清华留美公费（亦即中美庚款）考试的机会，为国家、为清华造就史学人才。例如1934年举行的第二届留美公费考试，清华的助教杨绍震考取美国史门。此年刚刚毕业成绩优异的夏鼐原本也想投考美国史门，但他因未曾教学研究两年，只有由系保送才有投考资格。刘崇鋐当时代理系主任，只允许保送夏鼐报考考古学门。不期这个临时的“权宜”却决定了夏鼐（1910——1985）一生光荣的使命——使新中国的考古成为人文及社科方面成果最丰盛辉煌的专业，赢得举世的赞扬。（《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8页）何炳棣可谓爱师心切。最后，达到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的程度。亲不亲，一家人。何炳棣1934年迈进水木清华，第一学年，并没有进入历史学系，待到第二学年转入历史学系，蒋廷黻先生已经应国家的征召，前往行政院政务处任职了。所以，有理由推断，何炳棣与蒋廷黻先生在水木清华并没有交集。1943年何炳棣投考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一波三折，消息灵通人士——丁则良告诉何炳棣，教育部已经取消西洋史一门，何炳棣这才想到清华老系主任蒋廷黻先生有着深厚的西洋史情结，教育部有权将清华拟定的科目砍掉，蒋廷黻先生行政院的例会，对教育部审定的科目，也有权力进行核准。何炳棣给蒋廷黻老师的信，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考试，何炳棣成为优胜者。蒋廷黻先生给何炳棣的人生，添设了一条绿色通道。何炳棣对蒋廷黻先生的感恩之情，已经逾越了理性的限度。不过，何炳棣逾越理性的限度，相对于蒋廷黻，要略逊一筹。蒋廷黻1929年来到水木清华，就任历史系主任，顾盼自雄，对历史系的同仁，很不以为然，从所举杨树达先生的例子，就可见一斑。杨树达先生受聘清华中文系，并不在历史系开课，假如蒋廷黻所说属实，杨树达先生确实在历史系开设专书研究，也是在启迪历史系学友如何处理汉代史料，这是一种类似朴学的工作。蒋廷黻先生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也就罢了，但对朴学的研究，如此嗤之以鼻，不仅反映了一种偏见，也反映出了一种傲慢。何炳棣与蒋廷黻打交道并不多，但，师徒之间，这种高傲以至于自负，可以说一脉相承。学生了解汉代四百年史事，不可以看资治通鉴啊！如果杨树达先生知道应蒋廷黻之邀，在历史系开课，最后是这种结局，老先生怎么能忍受如此奇耻大辱！蒋廷黻以杨树达先生做靶子，实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蒋廷黻以革新家自命，想在清华历史学系发动一个史学革命，历史系前任主任陆懋德先生，还有陈寅恪、刘崇鋐、噶邦福、孔繁霱，先蒋廷黻而来的几位先生，皆不入法眼。也就是说，在蒋廷黻眼中，清华历史系可谓一团糟。他要引进一批年轻的教授，实则，蒋廷黻离开水木清华时，所谓的一批年轻的教授，也只有雷海宗和张荫麟，张荫麟还是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只能算半个。这么说来，蒋廷黻清华五年的成绩，也只是引进了雷海宗而已。蒋廷黻作为一位史学家，自有他的贡献，勇于开拓学术新领域，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乃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第一批拓荒者。蒋廷黻秉持学以致用的理念，某种程度上，为政府的征召，做好了学术上的准备。蒋廷黻可说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学以致用的一种“典范”。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既然蒋廷黻对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局面，有着深切的研究。近代史和外交史两个领域，用力甚深。1948年还曾与陈寅恪、傅斯年、柳诒徵、顾颉刚、徐炳昶、徐中舒、陈寿颐、李剑农并列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门九位候选人之一。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蒋廷黻利用权位谋取院士的名誉。蒋廷黻的研究和著述，与上述八位先生放在一起，不能说有多么合适，但也不是特别不合适。很明显，吕思勉、钱穆先生，被排斥在这个名单之外，反映了一种偏见。亦学亦政，这是百年中国学术的一种基本格局，中央研究院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中，吴敬恒、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王世杰、王宠惠、马寅初，都是这方面的人物。以后，新中国甄选出来的学部委员，此种趋向更浓而已。政治学家陈之迈对蒋廷黻的出仕，有着比较独到的观察：廷黻绝不是热衷于高官厚禄的人，也为存有“学而优而仕”的传统思想，如果政府不征召他，他绝不会去奔走钻营，而安心在清华教书研究，不致有满腹经纶怀才不遇的感叹。他的态度不属于中国文人传统的类型，既不自鸣清高，也不热衷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忸怩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我们可以说他的态度是西洋古希腊的传统，亦即柏拉图所说：“一个公民最高的荣誉是为国家服务。”陈之迈先生看来，蒋廷黻出仕和胡适之先生担任驻美大使是一样的，在为国家尽一个公民的责任。（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蒋廷黻回忆录》第273——274页）清华园走出的这类学人，还有吴景超、浦薛凤，翁文灏先生也有清华的经历。潘光旦、闻一多，这是反方向的。不要忘记了一二·九运动，造就了一代政治新星，姚依林、黄诚、蒋南翔。清华是一所又红又专的学府，亦学亦政是学者自然的一种选择。假如政府没有征召蒋廷黻？依照陈之迈先生的观察，蒋廷黻会在水木清华教书育人，安心研究。很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事实上，蒋廷黻的性格，长期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极有可能引起人怨沸腾。蒋廷黻作为一位史学家，对待清华历史系的历史，并没有依照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先辈的筚路蓝缕，可以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反映了一种傲慢无礼。蒋廷黻的这种性格，说好听是天真，说不好听，那就有点“混不吝”了。廷黻的态度有人议之为过于天真。天真确是他性格的特点。人家说他个性耿直，湖南脾气太重，狷介而甚至于孤僻。这些性格他都有，也都可以说是他天真的流露。天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缺乏容人之量。廷黻的个性的确有这一方面。他似乎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他看得起的人，一类是他看不起的人。他和第一类人尽管意见不同，争辩得面红耳赤，如同他和胡適 之、傅孟真的争辩，但他和他们争辩根本是因为尊重他们，所以才值得和他们争辩。对于他看不起的人他是很不留情的，这些人和他谈话时他可能很不礼貌，板起面孔一声不响，等那个人把话说过了他就起身送客。他一生因为这个特性不知开罪了多少人。有时他自己也感觉不该如此，表面上敷衍敷衍，客气一番，但做得总不免牵强，令人一望而知他的心情。他的性格是西洋人所说“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ly arrogant）。（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蒋廷黻回忆录》第274页）蒋廷黻在水木清华，不知道所能看得起的第一类人是谁，至少前任系主任陆懋德以及陈寅恪、刘崇鋐、噶邦福、孔繁霱四位教授，大体就属于蒋廷黻看不起的人。蒋廷黻在回忆录中，给几位先生留了一点面子，没有点名而已。蒋廷黻来了，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清华历史系以往的工作，这样一来，清华历史系在创系主任陆懋德先生主持下，做了哪些工作，也就无足轻重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廷黻认为以前重视中史，那么，以前就得是这么回事。清华史学家搞造假，从蒋廷黻就开始了，何炳棣接着，将造假事业进行到底。何炳棣那么大的权威，对清华历史系的评说，不经论证，就已经成为不刊之论了，出口转内销，最后传到水木清华。直到2016年，张国刚谈清华史学传统，还在以讹传讹。国学院与历史系并存过一段时间，此时陆懋德任历史系主任，他主政时期（1926-1928），清华历史系偏重古代部分，蒋廷黻（包括罗家伦代理系主任）时期，对清华历史学科建设的主要贡献，是要完善学科布局，除古代史外，还要重点发展近代史、外交史、外国史，他本人身体力行，撰写近代史论文，因为当时有人对近代史是政治还是史学抱有怀疑。（《张国刚谈清华史学传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1月13日）前面已经提及，蒋廷黻在清华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引进了一位雷海宗先生，与雷海宗同年来到清华园的，还有清华放洋级友——闻一多。雷海宗先生确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但，清华外国史，并不从雷海宗开始，清华历史系，刘崇鋐、噶邦福、孔繁霱三位先生都比雷海宗资深，皆从事进行外国史的教学。张国刚虽在清华历史系，遗憾的是，对清华历史并没有进行真正深入的研究，以蒋廷黻和何炳棣的回忆录，作为谈论清华史学传统的出发点，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对蒋廷黻和何炳棣的回忆，进行深入的考察和辨别，拿来主义。其实，只要在阅读《蒋廷黻回忆录》和《读史阅世六十年》时，保持一点理性的清明，就不至于让这一对师徒牵着鼻子走。至少，雷海宗与刘崇鋐、噶邦福、孔繁霱诸位先生之间，来到清华历史系的前后顺序，张国刚是不明晰的。想当然地以为，既然以前注重“中史”，那么，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肯定要加强“西史”。顺着这个思路，随着雷海宗的到来，水到渠成，清华就加强了外国史。查阅《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历史系1936年——1937年学程表，陈寅恪《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孔繁霱《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初期》、《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刘崇鋐《西洋通史》、《英国通史》、《欧洲十九世纪史》，噶邦福《希腊史》、《罗马史》、《俄国通史》、《俄国近代史》、《欧洲海外发展史》，张荫麟《宋史》，吴晗《明史》、《明代社会史》、《清史》，雷海宗《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史学方法》，邵循正《蒙古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专题研究》，孔繁霱、刘崇鋐、雷海宗、张荫麟《史学名著选读》，还有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张国刚夸赞雷海宗先生，雷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研究西方历史，实属罕见。清华历史系刘崇鋐、孔繁霱、噶邦福，都在研究西方历史，雷海宗作为蒋廷黻重点引进的人才，依照张国刚氏的说法，为了加强外国史，当然，雷海宗先生中西兼通，可是雷先生的学术兴趣，却在中国古代史和史学方法，有点不顾及蒋廷黻的面子。呵呵，学术自由吗！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的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蒋廷黻回忆录》第140页）蒋廷黻这里所说的新人，到底指的是谁呢？要说是雷海宗、张荫麟吧，张荫麟才是一位罕见的人物呢！张荫麟深得梁任公的真传，学术气魄，铺天盖地。只要兴趣之所在，无不探求。但，“科研任务”繁重，正在撰写《中国史纲》的张荫麟，也有关于晚清海军的论文。但，蒋廷黻怎么能以清史束缚得住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人物呢！雷海宗先生，学术兴趣在古代，对清史一直提不起兴趣。这样一来，蒋廷黻回忆录中“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也必须教一点其他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就落空了，不能坐实。蒋廷黻所说的新人，看来只能指吴晗了。因为在课程表中，只有吴晗开设《清史》。吴晗日后成为中国有数的明史权威，学术兴趣倒是与清史不远，不过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1935年6月，在《燕京学报》发表《关于东北史上的一位怪杰的新史料——〈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吴晗是“大有来历”的历史系学生，1934年毕业离校，蒋廷黻再天真，也要顾及吴晗和胡适先生的关系。通过何炳棣给蒋廷黻写信，希望不要将西洋史砍掉，最后蒋廷黻利用职务之便，力挽狂澜，就可以看得出来，蒋廷黻并不是一味天真。吴晗留在历史系，蒋廷黻总想着将吴晗的学术兴趣往清史这方面拖拽，吴晗只是做了适当的位移，因为，明清史是一个学术单元。吴晗毕业留校工作，只是一位小小的助教，蒋廷黻还要给他配备助理人员，这不符合清华的规矩。助教本来就是助理人员，给助理人员配备助理人员，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通。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对普通人都是常识，但，有一位历史学家，就不大懂这里边的道理。普通之人，说一声天真，也就罢了，但，蒋廷黻还这么天真。也就无语了。之所以在清华历史系系史上，弄出这么多误会，一方面出于蒋廷黻的“知识的傲慢”，另一方面，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学人，何炳棣不能出以公心，因为一封信，蒋廷黻拯救了何炳棣，大恩大德，怎么报答都不过分，况且也就是多说蒋廷黻先生的一些好话而已，又有何难！清华历史系的张国刚氏，偏听偏信，以讹传讹，只是欠缺了实事求是之心，以至于对老辈陆懋德，不能持有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老辈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背影，老辈的业绩，也就湮没无闻了。老辈在清华的辛劳和努力，清华以外的学人不清晰，势所难免，但，长期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的张国刚氏对老辈陆懋德以一句“国学院与历史系并存过一段时间，此时陆懋德任历史系主任，他主政时期（1926-1928），清华历史系偏重古代部分”，就打发了。相比较而言，轻描淡写也要比扭曲要好一些吧！很有趣的是，陆懋德先生也是一位老清华，清华史前生，1911年6月与吴宪、卫挺生、姜立夫、史择宣、梅光迪、王庚、章元善等六十二位幼年生放洋，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取得教育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学位。陆懋德氏在国内时，曾从国学大师姚永朴先生学习朴学，贯通传统与现代，会通中学与西学，1922年陆懋德先生就在清华任教。清华成立历史系，陆懋德先生擘画其事，筚路蓝缕之功，不应磨灭。为了表彰先贤往德，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摘引陆懋德先生《筹办历史系计画书》，就清华历史系的定位和发展，陈述了六条。陆懋德先生开宗明义，第一条，宜中西并重以资深造也。历史为陶铸国民性之工具，亦为养成爱国之心教材，世界学者，无不承认。本校旧制课程，原为留美预备，前清以来，素重西史而轻中史；近年以来，且有西史而无中史，此因西史在美国可得学分，而中史在美国不能得学分故也。然青年因此所受之损失，本校实有应负之责任。今既改办大学，自应中史为主，虽校内之成见一时难更，而学生之趋向已与前大异。本系规定课程，中西并重，凡专门中史者兼习西史，专门西史者兼习中史，其有中西同时研究者，亦当视其才力，乐为成就，总期学生毕业之后，既知中史精神，复谙西史之方法，中西兼综，以成全才。（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5页）第三条，宜注重西史方法以广传习也。西国自十九世纪以来，历史一门，久成科学，近时多谓之历史科学Science ofHistory，德法史家，尤称深造。盖研究上古史者，必赖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语言学、宗教学之结果，研究近代史者，又必用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之解释，而其审择材料，组织成书，又须严按科学方法。吾国学者每多文史并称，而文亦无不以史家自命，辗转遗误，自不待言。今须力矫前人之弊，认定历史为专门之学，而望其根本改造，自必赖西国方法。本系第二年已承梁任公担任历史研究法，并拟于第三四年添设西史方法，及历史哲学等门，务使学生于西人所谓科学方法，切实了解，并拟于第四年添设历史教授法，以广传习。（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6页）第四条，宜搜罗东西材料研究也。现当世界大通，学术互相补助，吾国史册非但苦无善本，即材料亦多放失，如匈奴、蒙古史迹，多存于欧洲著作，隋唐明清遗事，多见于日本记述。又况近数十年，欧洲人所谓东方学，日本人所谓支那学，研究甚力，进步甚远，彼土对于专题研究，往往突过吾国硕学，譬如关于吾国之文化、哲学、文学、美术、佛教等史，欧日学者，均已成书多种，而吾国著作依然寥若晨星。现查研究中国古学者，以英德法学者为最，日本尚居其次。吾人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常此以往，岂可与世界学者相见？本系拟于本年请派人赴日本一次，明年再派人赴欧洲一次，以期搜集彼土著作，并期交换两方史家意见，以资参考。（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6页）1927年陆懋德先生给《清华周刊》第408期撰写的“历史系发展计画概略”之第七条指出：本系中西并重，除中史用中文外，凡西史课程皆用西文原书，以期易于深造。（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8页）历史系教授有陆懋德、刘崇鋐、梁启超、钱端升、麻伦、李济之。陆懋德先生在1928年3月1日晚对学生进行修学指导演讲中指出：历史学系课程和组织，已见学程大纲，兹不详剖，仅就历史系之目的略述之。考本校历史系之目的有二：（一）为他系之补助课程，如政治、经济、文学各系，不习历史，无以知时代之背景，及古今之变迁，故各系学生选习历史者甚多；（二）为本系之专门课程，所以养成输入西方史学及整理中国史书之人才，故本系兼设中西史学二门，凡中史西史两方之教授，均为专门之学者，欲专门中史或西史，均可负指导之责任。中国现时急宜输入西方史学知识，并急需改造中国史书，故史学人才，实有预备养成之必要。然个人对于史学是否确有兴味，实为研究历史之先决问题。西文为研究西史之根基，国学为研究中史之根基，此亦研究历史之先决条件。若论及在社会上之应用，则历史亦与他种社会科学相似，其本身殊难言有用或无用，全视个人之运用能力如何耳。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亦即此言。（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9页）有一种说法，陆懋德先生，1927年聘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根据上面一则材料，陆懋德先生1928年3月还没有离开清华。关于陆懋德先生离开清华，张国刚氏有言：清华历史系的首任主任陆懋德，研究兴趣是周秦哲学和经学，罗家伦任校长，解除了陆的职务（陆去了北师大），（《张国刚谈清华史学传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1月13日）旧人不去，新人不来，陆懋德先生离开水木清华，以后，才有蒋廷黻的破旧立新，大刀阔斧，兴利除弊，这是张国刚氏的看法。假如，陆懋德先生依然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来到清华，开展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的研究，经过时间的积累，获得了一定的成就，老辈陆懋德先生不会说，这是自己领导的功劳。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最主要的不在学术成就，而在道德境界。 （2017年8月25日，书菜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