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署楹联的法律意蕴
来源：取法历史 作者：取法历史 发布时间：2017-08-11
摘要：法律文化 利用暑日的一个短假期，笔者到定州寻古，原计划看看古南城门、“定县开元寺”，无意发现了“定州署”，衙署门口立着“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的碑石，门上还有不少颇有意思的楹联，蕴含着丰富多样的法律文化，立刻吸引了注意，遂于翌日花了一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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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 利用暑日的一个短假期，笔者到定州寻古，原计划看看古南城门、“定县开元寺”，无意发现了“定州署”，衙署门口立着“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的碑石，门上还有不少颇有意思的楹联，蕴含着丰富多样的法律文化，立刻吸引了注意，遂于翌日花了一个早晨，仔细地走访品读了州署各门、各堂的楹联。 定州署始建于唐代，明清时又有续建，特别是清代嘉庆、道光两朝曾进行改建和增修，渐形成现在之规模，更楼上匾额“古中山国”四字，就是清代州牧王大年重修所题。衙署正门的东侧，是缮状房，顾名思义，是为百姓诉讼代写诉状的地方，门上的楹联是：“有屈有冤尽管详诉，能忍能让切莫轻来”，台阶左侧又有“一字进公门，九牛拉不出”的条石。古时识字率较低，能够书写较为专业诉状的，更是鲜见，故代书诉状成为一种职业，专设“缮状房”也不无道理。虽然近来的不少研究发现，在中国不少地区存在“健讼”现象，但在儒家文化中，诉讼向来是受到贬抑的，孔子谓“必也使无讼乎”，“讼则终凶”也是历代治家格言的信条，也就是说，主流文化排斥人们动辄去官府进行诉讼，各种矛盾纠纷被期望在民间得以适当解决，比如调解、和解等方式。定州署缮状房的楹联，正是“厌诉”法文化的体现，虽然上联“有屈有冤尽管详诉”，似乎在鼓励诉讼，但检视全联，重点却落在“能忍能让切莫轻来”，亦即发生纠纷，优先还是通过自身的修养，以忍让的方式解决，而不是轻易赴官诉讼。“一字进公门，九牛拉不出”的条石也颇有深意，古来赴官呈诉，或有不平，或因冤抑，多带有较大的感情色彩，条石意在说明，即便冤抑深切，也必须认真对待诉讼，诉愿提出、诉状书写更应字斟句酌，一旦正式提交官府，就会以此来断案，诉状本身不可能再反复更改。 进入州署大门，首先看到的是“天下为公”的高大牌楼，两边的碑石上分别是“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及“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大堂两侧依次排列着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每一科都有内容相应的楹联。大堂西侧的“刑科”有楹联：“依律为绳是彰正理，据法量刑天下公”。刑科是明清州署的重要机构，由一定数目的书吏辅助州官处理刑事、民事案件。中国古代奉行“最低限度的法治”，定罪量刑依照律令正条是基本的要求，这幅楹联正说明司法审断中定罪量刑的关键点，律是历代法律的主体，罪与非罪、此罪或彼罪，都需要依照律文来确定，这即是“依律为绳”；确定犯罪后，就需要作出量刑，量刑亦不能恣意而为，而必须要“据法量刑”，如此方能体现律法之公正。因此，旨在强调依法裁断的楹联，不止是对辅助审理之书吏的警示，更是对掌握刑罚权力州官的要求，而只有“天下公”，才能“治下安”。 衙门大堂的西角，是关押犯人的典史狱，位于整个州署的“坤位”，喻示监狱属阴的性质。监狱的设计“圜扉严邃，门牢窗小”，无障碍物、攀登物等，并且还区分了男监和女监。典史狱中建有“狱神庙”，是州署“五庙”之一，供奉着传说“画地为牢”、创制监狱的皋陶。狱神庙正门有两副楹联，一是“吾执法休道亲不认，尔犯罪勿言法无情”，另一是“善恶终须目果报，悔恨皆可迷途返”。狱神庙在衙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代狱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参拜狱神，刚刚被关进监狱的犯人也要参拜，甚至是死刑犯，在临刑前也要朝拜狱神。正因为作为狱神的皋陶被神灵化，故其对狱官或犯人而言，都具有某种威慑力。楹联中“善恶果报”，正是借助神灵之力，说明惩恶扬善的道理，即司法惩罚亦是在“替天行道”，同时又意在规劝、教化，只要能够对罪责有悔恨，最终都能“迷途返”。“善恶果报”作为一种世俗信仰，实际上也内在构成了对州官、狱官的制约，善恶果报不止是对犯人而言的，官吏若徇私枉法、作恶容奸，同样是要“目果报”的。是故，可以说这一联，既是在示人，又意在自警。另一联则在说明“律法无情”，无论徒刑或死刑，都是严格执行律法的结果，而其肇因则是“尔犯罪”，受刑人需要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责，而不应怨天尤人，或抱怨执法无情。 接着进入二堂，名曰“思补堂”，一般是预审案件、审理民事案件，或者大堂审案是略作休憩的地方。二堂门联为“养天地正气，法古今贤人”，正堂上照例是“正大光明”四个大字，两侧分别为“省刑”、“仁恕”之匾额。作为守牧一方的州府官员，修养正气、效法贤人自是必然，唯有“省刑”、“仁恕”之匾额颇值得探究。所谓“省刑”，即是执法宽平，“省俭用刑”，因为过度或不当刑杀，必然会招致天怒人怨；所谓“仁恕”，则是执法量刑时，本着仁爱之心，最大可能地施行“恕道”，反对用刑深刻，它们都是儒家仁爱、慎刑思想的反映。这组匾额置于二堂，亦不无深意，二堂一般不审案，是州官大堂审理后退而休憩的场所，庭审了犯罪事实后，短暂的休息，实际上是要考虑如何定罪量刑，此时以“省刑、仁恕”自警，正是要克服用刑深刻的情感冲动，转而经由理性的反思，确定更符合情理法要求的刑罚。 最后进入定州署的内宅，名曰“玉壶堂”，正房楹联是“官廉风清民心顺，法理公正百姓安”， 内庭则是“府外四时春和风甘雨，案头三尺法裂日严霜”。内宅有门有院，是州官及家人居住休息的地方，平常并不开放。正房楹联意在说明为官廉洁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只有廉洁、公正，才能民心安顺、地方安宁，而廉洁与公正又具有相关性，只有执法官员廉洁，才有可能实现用法公正。内庭的楹联通过与和风甘雨的比较，说明“三尺法”的威严酷烈。内庭虽然是州官工作之外休息、读书的地方，但仍然不是止于安享“四时春”，而不停止对为政、执法的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重礼抑法，特别是对刑法的适应持谨慎的态度，所谓“刑为盛世所不尚”，非不得已时不用刑法，毕竟一用刑法就如“裂日严霜”。当然，推其法律文化本意，古时慎用刑法，更多是在阴阳五行、天地和谐的角度上思考的，但此一用刑的总体策略，仍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当下在社会治理的某些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过度刑法化”的倾向，试图通过刑法来达到对犯罪的有效治理，实现欲求的某种秩序，甚至当作挽救一切道德败坏的药方，但事实上，过度的刑法适用，对犯罪的预防、秩序的生成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它反而有可能造成刑罚谴责功能的退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省刑”观，既要求立法中节省刑法、减轻刑罚，更体现为司法中对刑罚的俭约适用，注重维系社会整体秩序的和谐，体现对犯罪人的教谕与感化。惟其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睦安宁，所谓和风甘雨的“府外四时春”才能永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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