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的实现有赖于国民为权利而斗争

法治随想文/邓楚开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刑法学博士后每个国民都希望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与自身利益相关事务的决策，希望有一个能自由发展个性的制度环境，希望能在各种场合受到平等对待，希望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体均无需心存恐惧，希望只要按照规则即可办成事情而无需低三下四地四处求人，尤其希望人身自由与合法财产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被限制与剥夺。国民的这些冀求，唯有民主与法治方可保障。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反思战败原因开始，中国的精英们便开始探求民主与法治，至今已120来年。其间，无数先贤为此奔走呼号，不懈斗争，甚至献出生命。维新派希望通过“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以实现民主法治。轰轰烈烈百日之后，以谭嗣同的鲜血宣告改革的失败。革命党人以为推翻满清腐朽统治，建立中华民国，即可实现民主与法治。多次暴动失败后，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催生了中华民国，民国建立后立即进入袁世凯独裁及称帝，以及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待蒋介石1927年名义上统一中国后，重又进入独裁专制状态。我党为了农民与工人的利益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牺牲无数生命的代价将国民党赶至台湾岛，建立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了一个工业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同时国家与社会也长时间处于当时领导人所称的“无法无天”状态，人们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感。在人们欢欣鼓舞地庆祝“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邓小平时代提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要加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江泽民时代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一代领导誓言：“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回到现实，面对当下网络上无休止的禁言、删帖，面对针对高校老师“不当言论”的监督检查，面对司空见怪的各类冤案，面对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贪腐数额，面对劣币驱逐良币的官场与市场，面对让人胆战心惊的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问题，不少读书人不禁哀叹：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希望到底在哪里？！这种哀叹背后，掩藏着这样一种心理与期盼：改革应当是自上而下的，需要最高层做好顶层设计，然后强力推行，以实现国家与社会面貌的根本改变，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不张问题。于是乎，便一直期待着有一个符合心理预期的开明统治者出现。当等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之后，发现社会或者以走三步退两步或者是走两步退三步的节奏运行，一种失望乃至绝望情绪悄然而生。这种心理，实质上是一种臣民心理，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心理。臣民日日期待着开明君主挽狂澜于既倒，公民时刻准备着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的进步；臣民在等待中消沉，公民在奋斗中成长；臣民是专制集权的社会基础，公民是民主法治的力量源泉。臣民缺乏自由、民主、法治观念，缺乏勇敢、真诚、正直品德，从臣民中脱颖而出的统治者，断不可能具有以自由民主为价值内核的法治理念。要问中国民主法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她就在你我普通的草根之中。当你我草根均树立了现代公民意识，都能平等地对待他人，都能尊重他人的个性与自由，都能严格遵照规则行事，都能不谋求规则以外的特殊利益，都能不为了一己之私行贿受贿、制假贩假、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之时，从公民社会推选出来的管理者，必然会是尊重自由民主价值的法治主义者，民主与法治定然会内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之中。近代世界第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美国）的起源，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美国是一个以英国移民为主建立起来的国家，17世纪上半期，不少英国清教徒为了躲避英国国教的迫害，乘船到北美殖民，其中五月花号（Mayflower）是英国移民驶往北美的一艘最为著名的船只。为了平息这班移民者在航行中积累的纠纷，也为了上岸建立新殖民地以及可能的自治政府作好准备。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靠岸时，船上102名新移民中的41名成年男子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公约约定：“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一个公民政治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这份公约成为美国日后无数自治公约的首例，开创了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结构。在一个个以民主、法治方式自我管理的社会自治体基础之上，最终形成了民主与法治的美利坚合众国。民主与法治不可能得自庙堂的恩赐，而存乎草根的实践与奋斗。当今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庭、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细胞中的民主法治基因正在逐步形成。现今的家庭已不再是传统的家长制，家庭成员间可以平等交流，小孩亦可参与家庭决策，在是否生二胎问题上，小孩就往往有着重大影响力，家庭内部已充盈着民主与平等精神。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小区业委会等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中，民主选举与决策已普遍推行，并按照内部的约定与制度实行自我治理，虽不完美但也在摸索着前行。在非国有的股份制与合伙制企业及其他组织中，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逐渐成为常态。我们几个小伙伴合伙创立的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也完全根据民主原则决定律所重大事务，严格按照经过合伙人会议确定的制度进行律所管理与运作，以自身的行为实践着组织内的民主与法治。经历过较长时间的日常民主实践，并在组织中按照规则行事的公民，将逐步形成民主与法治意识，并将其内化为行为模式。现代国家已废止权力在家族内部的世袭，国家的管理者来源于民间，在一个逐步树立民主与法治观念的公民社会中，作为社会精英的管理者必然会带有其母体留下的胎记，当管理者与公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之时，民主与法治方可能逐渐从理想转化为现实。在一个具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度实现民主与法治，是对国家与社会管理制度翻天覆地式的改革。改革就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虽说现代国家的官僚统治阶层来源于民间，但作为一个整体，官僚统治阶层也有其特殊利益，同样具有利用现有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官僚统治阶层以及附属于这个阶层的权贵资本的利益最大化，将不可避免地与公民社会争取民权的努力直接冲突，成为实现民主与法治的主要障碍。消除这种障碍的唯一办法，是国民必须为权利而斗争，以法律所许可的方式争取权利，最终将国家权力关进笼子，使其不能恣意任性而为，让每个国民面对国家权力不再心存恐惧，让国家权力成为为个体权利服务的服帖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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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的实现有赖于国民为权利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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