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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台湾同志婚姻第一人?

来源:转型正义 作者:转型正义 发布时间:2017-07-26
摘要:谁是台湾同志婚姻第一人? 俞飞 《法治周末》http://www.legalweekly.cn/article_show.jsp?f_article_id=13559 5月24日下午4点,台湾“大法官”解释第748号文新鲜出炉:“《民法》”亲属编婚姻章相关法条,因限制同性恋者婚姻自由,抵触“《宪法》”第7条平等
谁是台湾同志婚姻第一人? 俞飞 《法治周末》http://www.legalweekly.cn/article_show.jsp?f_article_id=13559 5月24日下午4点,台湾“大法官”解释第748号文新鲜出炉:“《民法》”亲属编婚姻章相关法条,因限制同性恋者婚姻自由,抵触“《宪法》”第7条平等权和第22条婚姻自由无效。立法机关两年内予以修正,否则到期失效。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地区。 消息传开不久,台北下起大雨,支持民众相拥而泣,纷纷欢呼:“大雨过后,就是彩虹!”回首来时路,台湾同运一路坎坷,血泪交织。为唤起社会关注,谁有勇气第一个公开出柜?他的心路历程,值得倾听……一生为同志发声 3月24日宪法法庭言词辩论时,白发苍苍的他侃侃而谈:“我等了41年6个月又24天!”这是从他1975年9月21日17岁时算起,“那时就决定当同志,最大的诉求就是民法保障同志伴侣婚姻。” 昔日美少年,今已白头翁。他就是台湾地区首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祁家威。 故事还要从头讲起。父亲北京人,母亲上海人,生于台北的祁家威家庭教育极为开明。“青少年时期,我们家是规定在端午节要吃月饼,中秋节要吃粽子的。别人学习,可能举一反三就很了不起了。我们家小孩是举一反十地学习,连一点点成见都没有。” 何其幸运,对家人出柜毫无困难,祁家威对记者表示:“早期同性恋还是病态的年代,千百年来俗民文化里一直存在,我父母出自南北两大都会,对这个事情不陌生。” 能够在解严前的80年代,一个人站出来大搞同运,祁家威特殊的成长环境是关键。“出生之后所有的过程跟环境,等于是上帝在安排我做这件事,就是同性恋的平权运动要当一个带领者、推动者。” 他相信自己是带着使命降生,常以“天意”解释他的人生际遇。小学、国中也曾暗恋女生,“但暗恋的三个女生都转学或移民。”分明是老天有意切断自己的异性恋之路。 祁家威笑说国中时自己可是“万人迷”,校花全想跟他交往。“我牵着女生进校园,教官都会瞥头不看,因为我是全校第一名!”那年暑假,他惊觉,“我喜欢的是平胸穿裤子短发的女生!” 进入台湾首屈一指的男子高中——建国中学,同学都是教养良好的精英,对同性恋并不歧视反而接纳,也是老天安排。“1974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发表了正式决议将同性恋自精神疾病中删除。老师刚好教了我一个单字homosexual(同性恋)。那年我17岁。” 祁家威马上宣称:“原来我是喜欢那种可爱中性男生才对,我这辈子就做同性恋了!” 当年在建中,他被视为“地下校长”,风光得很,每天打招呼说早,就要说上三千次。“我有群众魅力,朋友也没一个反对!”建中学长常告诉学弟一句话:“不认识校长无所谓,不认识祁家威,你不是建中人!” 阴沟里翻船,高中留级遭退学,补习联考落榜,是老天要祁家威当同性恋和艾滋病患代言人,不让他走向世俗成功之人生。 入伍当兵,祁家威开玩笑说:“我最喜欢抱着帅哥亲,我说这是意大利黑手党见面的礼节,脸颊上左右各亲一下。”休息时间,他还爱追着同袍跑,树下煮茶的长官看到,淡淡地笑着对他说:“祁家威,拜托你饶了他好不好!” “1984年,我才跟家里讲。因为中间快10年不认识其他同性恋,跟家里说也没用。说完爸妈当天就支持,这么开明的家庭,我会怕做一个同志运动的先导者吗?” 父亲当时只提醒他:“当同志、要多培养气质。”面对反对群众不要开口闭口三字经,必须温文儒雅,“我想我做到了。” 当年美国艾滋病大流行,台湾发现首例外籍艾滋游客。“卫生署”苦无门路接触同志,祁家威挺身而出,主动拜会,表示协助倡导之意。两年后媒体报道全岛第一个本土艾滋病人,台湾社会极度恐慌。 1986年3月7日,28岁的祁家威,举行记者会公开同志身分,成为台湾第一位出柜的同性恋者。记者会特意选在时髦的麦当劳餐厅,吸引了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海外媒体。外界好奇当初如何联络境外媒体,祁家威露出一副“这没什么”的神态,认真地描述如何为自己办一场记者会。 “到松江路中央通讯社它有一个信箱嘛,每个信箱我就丢通知,那时候还没有捷运的年代,我就在麦当劳办,麦当劳店长很生气,反正我点了20杯果汁有付钱嘛,但是有闪光灯在那边她就很不爽,希望我以后不要在那边办了。” 祁家威发表一份长达8000 字的“对社会大众与同性恋的恳切声明与呼吁”,恳请大众勿歧视同志,也提醒同志使用保险套、定期验血。“台湾同志不该再像阴沟里的老鼠,只想躲在阴暗的角落。”他提高了音量:“我是革命家,进新公园就是为了传播同志人权观念。” 某位大报男记者问他:“祁先生,你是一号还是零号?”他立刻回击:“我都可以,配合你。”对方惭愧地低头,立刻蹲下不敢面对他。 记者会上,他左右手各持了一把剑,一把捍卫的是同志人权,另一把则是与艾滋对抗,当时杂志报导形容他是背了两个十字架的男人。 这两个十字架他自己一个人背着,一背就是31年。 此后,他离开职场,全心投入争取同志权益。奔波于各大夜市为防治艾滋募款;启动同志24小时来电咨询,“高峰期一天电话有上千通,电话一挂上,下一通又响了,还有香港打来的!” 他配合媒体采访,尽可能让社会更认识同志、尊重同志。点子多的他,以365个保险套缝制成埃及艳后装,在台湾大学门口发放保险套。 蒋经国干预 重获自由 “有一种舞台剧叫独舞,一个人的舞,我就是一个人做。”同运先锋祁家威笑言。 一人记者会后,他一个人四处寻找艾滋病感染者、一个人在街头为艾滋病募款、一个人担任热线接同志咨询电话,并一个人默默地打官司声请违宪,整个人俨然就是一部台湾同志史。 夜市募款时,带着漂亮女人及马仔的黑道大哥对他说:“祁先生你很了不起,很可惜你是”祁家威不慌不忙地说:“大哥,你这辈子中都跟女生在一起,我说我这辈子都只跟男人在一起;你是女人中的男人,而我是男人中的男人。”大哥听了,脸上一阵青一阵白,鞠躬道歉溜了。 1986年,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祁家威携男友,到台北地方法院公证处请求公证结婚。“异想天开!”目瞪口呆的公证人一口回绝。转向“立法院”请愿,后者一纸公文加以回应:“同性恋者为少数之变态,纯为满足情欲者,违背社会善良风俗。” 戒严时期的台湾当局,对他如临大敌。当年8月15日祁家威遭警察约谈,后被非法扣押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地下室达半月之久,9月1日移押到新店军监,3日转押至台北看守所孝一舍独拘房,待遇如同政治犯。 原来警察要让犯罪集团和同性恋划等号,就把祁家威诬陷成“强盗集团的压寨夫人”。抓了一个抢银行的强盗集团,警察威胁头目配合栽赃,“如果不咬这个姓祁的家伙,你的家人就要入狱。” “我得到的是政治犯的待遇,关单间,和陈水扁、郑南榕、黄天福对面或隔壁,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排骨饭、牛肉面、广东烧腊、麦当劳换着来,能看书,不用劳动。” 有趣的是,同性恋者倒是无处不在。“我们有GAY达,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有一个狱警就是,入狱第一天,他就交代基层的管理员不能让别人欺负我。” 祁家威自述,当局原本告知自己将被关押五年之久,但蒋经国知悉此事后,不悦地表示:“这样办不好吧。”一言九鼎,司法机关次年1月火速通知:交保后放人。入狱五个月(152天),“国际自由日”那天,他重获自由。 “没有过正面冲突,他们都是玩阴的。”20多年前,祁家威去电台录节目,情报单位让电信部门和电台打官司,电台输了,就贴扣押封条。正常应该贴在电器上,结果人家贴在插座上,不让插电,就播不了节目了。 “一个播音乐的节目,主管邀请我做同性恋单元,最初2个小时给5分钟,最后变成45分钟,分量越来越大,很受欢迎,本来要做第二季,结果上级要求拿下,主管在吃早餐看报纸的时候才知道。”他回忆。 “同志活动我都只是参与,整个活动中不能太出头,就挥彩虹大旗。外国媒体说我是同志游行的精神指标,看不到我摇旗子就好像没办过。可是如果我上台,邀请我的人会倒霉,比如以后就办不了活动了。我明白这个潜规则,当局提防我开口,怕我一开口就把别人洗脑了。”祁家威摇头。至今他不敢使用脸书,不断说着手机遭监听,深深的不安全感,便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如果原谅是一门很难的学问,那么同志都是大师” 屡败屡战,1992年祁家威向“内政部户政司”提出申请,民法亲属编并未明文规定同性恋不能结婚、也未明定一男一女才能结婚。“内政部”转请“法务部”研议,后者发布函释,宣布民法所谓的结婚,必须是一男一女结合关系。 1998 年祁家威再度到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同性公证结婚,仍遭拒绝。他提民事诉讼败诉。2000年9月21日,祁家威具状向“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声请释宪,谴责“必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违宪。大法官认为这项声请并未具体指明现行法令抵触宪法之处,驳回声请。 台湾婚姻制度改为登记制后,2013年,祁家威和伴侣到台北市万华户政事务所申请结婚登记遭拒,向台北市政府提起行政诉讼。诉愿、再诉愿、行政诉讼、异议、抗告程序全部败诉。用尽全部救济程序,他决心向“大法官”声请二次“释宪”。 这次,祁家威不再单打独斗。在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与律师团的协助下,2015年8月20日七夕情人节当天,祁家威具状向“司法院”提出释宪声请书,主张限制同性结婚违反“宪法”第7条平等权及第22条结婚自由。 在此期间,台湾同志事件层出不穷,同运组织遍地开花。如常德街事件、AG 俱乐部事件、三温暖事件、西门町夜店事件、晶晶书库进口杂志事件。1998年北一女学生林青慧及石济雅自杀,无不引发社会反思。2003 年 11 月,台湾首度举办同志大游行。 许多人认为祁家威很前卫,但他却是国民党支持者。三十年间,他穷极请愿、诉愿、再诉愿、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异议、抗告、声请释宪等法律管道,并在街头上握着细细的铝竿,用纤弱的手臂,挥舞着巨大的彩虹旗。 这位争取同志婚姻的推手,投入一生,笑骂由人。伴侣盟秘书长简至洁表示:“婚姻平权的整条路上都有他,在我们出来之前,没有太多人耕耘这件事,如果不是祁大哥在前面做,会不会有现在这样,我不确定。” 祁家威透露,他的男友是独子,住家里陪他的老父老母,男友的家容不下他。争取到了婚姻平权,二人仍然无法同住相守。“拼了这么久的婚姻平权,结果都为了别人在拼?”他淡淡地表示:“对,这不是为自己要的,我拼死拼活干什么?只为苍生,不为自己。” 对他而言,婚姻平权的最后一里路不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那一天。“30年前,别人家的孩子做gay不好,不应该;30年后是别人家的孩子可以了,自己家的孩子还是不行。”父母往往还是要经过一段很痛苦的挣扎后才接纳,文化观念的改变,需要日积月累慢慢发生,“自家孩子要能接受,不是一个释宪文就能决定的,最后一里路就是这个问题。” 释宪案后的记者会,他先抵达会场,却坚持要等律师团全部到场才肯开口说话。第一句话便是:“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自己就像一只小鸟,心情雀跃万分”。他呼吁大家对反同的护家盟“原谅原谅再原谅、沟通沟通再沟通”,对上帝“感谢感谢再感谢。” 接受记者提问,他说:“如果原谅是一门很难的学问,那么同志人人都是大师,被迫原谅、再原谅,否则无法熬到现在。同志活动也改变了社会氛围,我们告诉人们,同性恋是什么。恐惧是因为无知,知道后发现,同性恋其实不可怕,不是洪水猛兽妖魔鬼怪。” 时代浪尖上,奋战四十年,祁家威的同志人生,传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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