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不要重蹈日本覆辙
来源：张春生 作者：张春生 发布时间：2017-06-14
摘要：转载研究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195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代表作品：《转轨中国》，《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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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研究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出生，南京人，195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代表作品：《转轨中国》，《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不要重蹈日本覆辙文 | 吴敬琏来源：网络摘要如果中国与日本在大趋势上一样的话，就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你们总在说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不对应，那么这个风险在积累，有可能出现跟他们一样的问题，比如落个十年、三十年等等，但是中国不是还是过来了吗？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从日本所做出的政策和实践的应对中，去吸取经验和教训，因为这个历程，虽然曲线很相似，但是中国在后面，所以有一个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当中国和前人处于相同的状态下，可以去学习他们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如果中国与日本在大趋势上一样的话，就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你们总在说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不对应，那么这个风险在积累，有可能出现跟他们一样的问题，比如落个十年、三十年等等，但是中国不是还是过来了吗？至于中国这种高速的增长，也许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都能做到。所以你们散布这种言论是没道理的。的确，说中国出现大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可是确实没有爆发危机，但是中国能够应付，是有一定原因的，只是这些原因是不是能够长期持续？中国之所以能够面临与日本相似的问题，但至少十年以来并没有爆发，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仅土地可能就接近100万亿，同时，土地转移和两亿多劳动力的转移所结合起来创造的财富，也能够支持我们相当长的时候。第二个原因，中国有个特殊的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从1到多”，比如微信，不是中国发明的，0到1不是中国做的，但是一到多却是中国做的。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所以现在腾讯就变成了这个领域里世界最领先的企业。第三个原因，中国有个非常强有力的政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官员确实具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把握经济的能力。所以政府在处理经济事务，应对经济上的矛盾，甚至出现了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应对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保证中国继续在风险积累的情况下安然无恙，因此政府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风险不断地积累，强大而有力的政府，虽然可以应付，但同时又会使危机积累起来。现在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虽然去年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或者说补短板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政府去杠杆的目标没有完全做到。所以去年年底，政治局会议、财经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一个问题，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凸显。一行三会的监管机构根据中央的要求，今年把去杠杆放到很高的地位、防风险放到很高的地位。所以就采取收紧政策，收紧可能使得杠杆率稳住。但是它又有一个问题了，经济增速开始下降。这就说明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话，矛盾和风险将不断地积累，它总有一天对付不了。所以不能置风险和矛盾于不顾，因为越积累到后来，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要及早下定决心。因此要对风险的积累做深入地研究，而且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也就是说防止危机的爆发。以日本经验为例，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应对的措施不够有力。有没有应对措施？有。1973年以后，日本学界和官厅、企业界，对于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或者通常的说法叫纵向产业政策，或者标的式的产业政策开始反思，而且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个措施不够有力，它一直就积累下来了。比如说日本的技术进步不足，创新不够，也采取了措施，当然现在看到一些效果，但是这中间因为采取的办法可能有些问题，所以它没有能够解决。另外一次很大的冲击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以后，外需减少。日本的宏观当局采取的政策在一两年时间里，用大量的公共投资和放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让内需起来了。殊不知，这些结果使得风险积累，泡沫生成，其实内阁乐观是虚幻的。后来证明这个政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从过去纵向的产业政策，转向横向的、功能性的、软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特点，纵向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抑制竞争的，而横向产业政策的特点是跟竞争政策并肩而行，而且是支持竞争政策的。说到结构性改革，会议的标题叫“聚焦结构性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入改革，这是个根本性的动力，这两年，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从一开始这个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就有不同的理解。什么叫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是结构性改革中间的环节，最后的结果是强化了竞争。但是怎么才能“三去一降一补”，就是改善结构，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纠正资源误配？这里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用行政办法。另外一种办法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使的自然的结构能够改善，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这样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以日本高清晰度电视路线为例。日本开发高清晰度电视，是通产省与日本广播公司一块制定的，有两种基本办法，一种办法是模拟式的，一种办法是数字式的。他们研究的结果表明，很聪明的办法是模拟式，就是把扫描密度提高它就高清晰了，所以日本最先开发出来。1990年的日本，橱窗里到处都摆着高清晰度电视，模拟式的，加上扫描密度，这个很容易做到。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发出数字处理的办法，日本人却认为行不通，因为用数字信号来描述一个视频的音频的波，它的信号量是几十倍于模拟式。虽然信号量可以处理，但是传播就没办法解决。过了几天，美国把压缩、解压缩技术突破了，日本的高清晰度电视全部投资就泡了汤。而人类真正的进入所谓数字时代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人能够比市场更聪明，这个事不大容易做到。中国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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