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个法治国家，人民崇尚自由，尊重和珍惜权利。但自由和权利不会自然降落到人民身上，人民必须借助一定的工具来实现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个工具就是国家。 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传统政治学说对于国家的认识。这个学说本身并不错，只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民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国家就是人民镇压一切反人民势力的工具。国家的暴力性是国家的本质，也是工具说的出发点。只要存在国家，就必然需要法律。就必然存在社会的利益的巨大冲突。为了解决利益平衡问题，在任何时间都时刻准备着，使用暴力解决一切利益冲突。这是法律与利益的紧密结合，也是法律赤裸裸的血腥的一面。在人民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在人民智慧还不十分充足的时候，人民在统治地位上还不很牢固，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人民代言人。有时这些代言人会露出狰狞的面目，甚至会出现反人民的一面。但无论如何，人民一旦当家作主，就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人民的一时冲动，必然是一场持久的历史变革。国家的暴力性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性所需要和决定的，但人民越来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到了一定历史时期，人民就不再需要什么统治阶级了。 人民是法治的主体，而统治阶级是法律的主体。法律和法治都有着自己的逻辑，法治的逻辑更在于民主力量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国家的暴力性也要受到民主的深刻影响。法律不是僵硬的，而应该是灵活的。不应该是为某些人服务的，而应该是为全体人服务的。不应该是狂妄自大，而应该是虚怀若谷。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灵性会越来越明显。这种民主的特性和灵活的特性，根源于法律的逻辑性。法律的逻辑性是一定统治阶级整体思想性的反映，这种逻辑性也反映为一种人文性，最终会反映为民主性。这时的民主性就不是一种虚无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法律的逻辑性和民主性越发展，就越需要国家的工具化更加突出。但这种工具化是一种智慧化，一种人性化，甚至是科学化，而不是什么专制主义的发展，更不是法西斯的登峰造极。那种历史糟粕性的莫须有就更离工具化十万八千里。 庞大的国家机器有利于调整人民的内部利益。国家机器更加发达，如果只是把这台发出隆隆巨响的怪兽去驶向敌人，任何敌人都会望风而逃。关键是如果这台机器掉转回头，受到祸害的也是人民自己。这么一台发达的机器必然是极其精致的，而且不是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缜密的服务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必然来自于和服务于社会生产。精英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代表，在西方盛极一时，在资本社会是有着自己的土壤的。但在东方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任何精英主义都不能无限制发展下去。当然社会主义只是信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也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反对个人主义。任何公民个人的权利都只是人民整体权利的一部分，而不能突破这个整体的范畴。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政治需要和立法许可下，才能准许出现极端的个体利益快速膨胀的现象。 人民的自由更多是一种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就包括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没有一定政治自由，人民就无法约束国家这台机器。当然人民实现政治自由可以借助于自己的政党。怎么建设人民和人民政党的关系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在实现政治自由的前提下，人民也就利用国家机器来享受权利了。在国家暴力的保障下，自由转变为权利，而且权力有着自己运行的界限，不再与权利发生冲突。怎么约束国家机器本身是一个法律问题，怎么让国家为公民服务又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与政治结合起来，就是法治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民有魄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类似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很多，但问题再多，只要处理好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法律是一把双刃剑，有时有可能伤害到手握利剑的主人。以法治的眼光来对待法律，而不仅仅是以法律的老眼光来看待法律问题。法律是为人服务的，法律本身就是工具，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出现的。说到底，国家也是为人服务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一定时刻而出现的。法律和国家都是为了社会服务的，是为全社会的所有成员服务的。只要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有了自己的共同声音，有了自己的共同意志，有了自己的力量和代表，这时候全体社会成员就是人民。只有出现人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出现新面貌，才能以崭新的视角和眼光来发现和处理新问题。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要么人民还在昏昏欲睡，要么人民还在襁褓之中，要么就是人民已经觉醒，已经成长壮大，已经站立起来了。伟人已经说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政治上昨天已经站起来了，在法律和法治上，中国人民需要再一次站起来。 人间需要温暖，需要大爱，但归根结底，需要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没有这些一切都是幻想。生活在一个享有自由和权利的法治国度，人生是幸福的，生活是美好的。时代期盼法治的大手笔，期盼国家为法治所改造和驯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