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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前提下，最近几年，从中央政法委到最高司法机关，不得不给“疑罪从无”重新审视。两院三部意见第十五条“严格依法裁判。人民法院经审理，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依据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所以，疑罪从无作为一项原则，被写进了司法改革的小宪章里。 同时，随着检察院职能与监察委职能的调整，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会对此有更加完善和成熟的内容。一句话，经过法定程序侦查、起诉、审判后，仍然存疑，那便自然应当从无，这不仅是法治的应有之久，对于保障人权更是法律的具体保障措施。否则，疑罪从有、从挂、从轻实则是对刑事审判的权威性的亵渎。 所以，最高院的配套意见对此又作出具体规定“ 30.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定罪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 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定罪证据确实、充分，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这里又分了三个层次，一是有罪判决，要审视全案证据，是否达到了排疑标准，即，在客观的基础上，叩问内心，主观上是否确信无疑？二是定罪证据不足（不是合理怀疑）是达不到法定证明标准的“量”，此时，毫无疑问，是应当做出指控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比改革意见的用语“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同时还要结合“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来理解“证据不足”“疑罪从无”，即，指控的犯罪在犯罪构成要件上欠缺证据证明，证据链是割裂的。比如“念斌投毒案”尽管有犯罪事实、有危害后果、相关物证也均查证属实，但在具体的构成要件上，在排除了非法证据后，却没有证据证明是念斌实施的。所以，其反复的申诉也多次用到“证据不足”这一概念。 而结合前面对证明标准的解读、以往疑罪从有案件的教训可见，证明标准是检验刑事案件质量是否达标的标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律师深入研究刑事证明标准，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确保案件质量、共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三个方面来说，意义重大，正是当前审判中心、证据裁判原则的应有之义。 陈瑞华教授曾言：从律师实务看，如果空有证据这一物质基础，但不能有效运用证据，正如空守一堆建筑材料，而无法垒起高楼大厦一样。所以，对证据的运用，必然要先有律师自己的审查判断，然后，考虑从证据到案件事实的证明之联系，设计举证或质证顺序、证明要点归纳、证据信息挖掘以及法律论证等技术实务。 而深入研究“证明标准”，就抓住了证据运用的纲，纲举目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