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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被广大网民包括一些专家学者贴上“奇葩判决”标签的案子还真不少。先有妇孺皆知的辱母杀人案、玉米收购案、大学生掏鸟窝案，再有天津大妈非法持枪案、三株野草案、杂技团运输动物案，这几天又出了个两只鹦鹉案（以上案由全称繁复用俗称并懒得加双引号，勿以为本法官不懂王法语法）。有趣的是，除了玉米收购案是陈年旧案外，其余案件的审理裁判大概都在新一轮司改政策落地之后，由此引发了一些学者对员额法官能否担当起中国司法重任的担忧。 世界之大，又值诉讼高发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法院有案子被人盯着乃至口诛笔伐，从另一方面看是社会法治文明进步的反映，更何况这些“奇葩”案件未必都诞出“末日判决”。出售2只（既遂）以及意图出售45只（未遂）违禁鹦鹉跟五年徒刑之间，大妈地摊摆气枪打气球跟三年零六个月徒刑之间，到底是法律错了还是法官错了，大可以继续讨论，但据此要求法官办案必须抛开“冰冷的法律条文”，依照“经验理性”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裁决，未免给当下法官们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难题不解，不光一些专家学者对员额法官的担当能力心存疑虑，即便是员额法官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都是价值判断惹的祸。价值判断之于法之为法的确万分重要，所以才有大名鼎鼎的霍姆斯大法官“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的著名论断。霍姆斯的“经验”，说到底就是价值判断。司法裁判应该遵循价值判断的要求，可以追溯到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时期（1999-2003年），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急迫重要，因为网民群众对社会公义的守候一分钟也不愿意延迟。这种情势下，那些只知道按部就班遵守制定法“平白文艺”，枉顾市民大众善良愿望的判决，往往就是找骂的节奏，网民才不管你的“法律套路”如何如何，不领你“法定刑最低线”的情。于“公”的角度看，国家从侦查到公诉，花了那么大的成本，你法院动辄给判个无罪，人家法律监督机关能答应吗，弄不好会追究你枉法裁判的刑责，谁愿意做“莫兆军”第二。这时候冰冷的法律规范总比慈悲的价值判断要靠得住。 司法裁判必须遵循价值判断绝对没有错。问题是法律并没有列举清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法官必须抛弃自己“冰冷的”条文去适用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本身的内容又是什么，所谓价值判断如同烫手的山芋，又以“自由裁量权”的名义“嫁祸”给法官。这时候如果我是办案法官，我宁愿选择“经验”，暂时委屈一下三段论的逻辑。 经验或者逻辑的确是个问题，而作为法官，我们不能被“问题”绑架，失掉自己的原则。在主张价值判断优先的时候，应该想一想产生它的国度和背景，想一想我们的思维与霍姆斯的思维有何不同。在我看来，价值判断首先是立法者要考虑的事情，其次才是司法者要考虑的事情。如果法律条文已经标示出了某种行为的“价格”，就无需法官们再画蛇添足地去作什么价值判断。司法的最高原则仍然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几个“奇葩判决”，让人误以为变成了“以事实为依据，以经验为准绳”。 作为一个法官，逻辑仍然是我的最爱，经验次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