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杨，被政治“异化”的人生
来源：司马当的博客 作者：司马当的博客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4-13
摘要：司马当的微说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离“政治”太近，周杨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很优秀的学者。是“政治”这玩艺儿让周杨度过了“奇异”的一生。 周杨原名周运宜，湖南益阳人，生于1908年，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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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当的微说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离“政治”太近，周杨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很优秀的学者。是“政治”这玩艺儿让周杨度过了“奇异”的一生。 周杨原名周运宜，湖南益阳人，生于1908年，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 1933年4月，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当时国内介绍和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早的文章。 1937年9月赴延安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当时周杨的年龄尚不到三十岁。 1942年，他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不仅直接参与了毛泽东这次讲话稿的修订工作，还着手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这本书就是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此后，周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并逐步增强了他在中国文坛的话语权。 早年的周杨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雷夫斯基等人的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方面和周杨有着共同的语言。周杨十分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周杨曾对他儿子周艾若说过：“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 获得了在文艺理论界的话语权之后，周杨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中。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周杨开始从文艺理论家转向“政治革命家”，其早年的人道主义精神逐步被政治“异化”。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地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始的，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周杨也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的称号。 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是出自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会打倒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等。 毕竟周杨的本质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许多运动之初，他心里也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开始也并不想升级到敌我斗争的程度；当他刚看到《武训传》时，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他甚至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定批判《武训传》后，周杨又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许多场合，大会小会上不断做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最后终于写出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 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使周杨的人道主义思想几乎完全泯灭，直到他自己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之后，这种人道主义思想才在他的头脑里得以复苏。 早在三十年代，周杨作为中共在上海左翼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与鲁迅等人产生过矛盾，并被鲁迅讥为“四条汉子”（另外三人是田汉、夏衍、阳翰笙）。对此，周杨在1938年到延安后，已经就其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周杨等人和鲁迅之间的矛盾，说轻了就是文人之间的口水之争，说重了也不过是对某些思想认识的争议。周杨想不到在过了近三十之后，这一旧帐又被人重新提起，鲁迅对他的“评价”，随着鲁迅在中国政治地位的飚升，竟成为周杨一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1966年7月1日，中共中央的重要刊物《红旗》杂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杨的名字——“以周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24年来，周杨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周杨成了中国文艺黑线的代表，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发表批判周杨的文章，他们试图证明周杨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周杨被彻底打倒了，就连他三十年前就已死去的年仅六岁的女儿苏苏，也被从土坟中挖出来抛骨扬尸。他的儿子周艾若是在多年后的1975年才知道他父亲还活着。因为在此前，多次传出周杨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 1975年，因周杨一案被发配到江西的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被解除监禁，林默涵写信给毛泽东。7月2日，双目已近失明的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了此信后，才突然想起了曾经帮他整理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小老乡，毛泽东写下这样一段话： “周杨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付讨论酌处。” 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周杨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写完。”他坚持在秦城监狱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几天后才回的家。 周艾若回忆父亲回家的情景时说：他“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地流泪，几天后他慢慢地能说出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的土话，意思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 周杨出狱后第3天，露菲来到万寿路西街7号看望周杨，门半敞着，周杨的夫人苏灵在屋里大声说：“你不要有顾虑，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进屋后，露菲才知道苏灵的话是说给外人听的，她怕房内有窃听器。 露菲见到周杨，忍不住掉泪，三人站在房子中间的灯下说话，以为这样可以离窃听器远些。 1976年之后，随着毛泽东去逝，“文革”的结束，周杨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又有所复苏，他在文艺界的各种场合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他的这种态度取得了许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谅。此后，周杨重新活跃起来，他一方面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作了真诚的反省，另一方面开始发表了许多新的文艺理论的见解。 1979年，在社科院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杨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这个报告中，周杨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尽管他的这个提法用现在的眼光来评判尚不够科学，但在当时也引起了许多人思想上的震动。周杨正是从这个时候又重新名声大振，几执中国意识形态的牛耳。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周杨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称“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于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周杨的这些说法，不仅是正确的，并且还有说得不够透彻、不够到位之嫌。然而，仅此就又使周杨卷入了一场新的政治旋涡，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此，周杨曾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精疲力尽了”。“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在参与“政治”的六十年中，尽管周杨一心一意地想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却一直带着枷锁舞蹈，他身上本来就有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直与他所信仰的“政治”进行着“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三十年代他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交往的，鲁迅称他与夏衍等人为“四条汉子”，在当时也不过是一个中性词，后来却变了味道，成了周杨政治生命中的一个癌细胞。50年代毛泽东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又说他“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中落难，被姚文元视为“反革命两面派”；江青则公开称“我恨死周杨了！”“文革”后复出，他以真诚的反思和检讨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成为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却又因“异化”问题，被沉入“政治”洪流的底层。1989年7月，周杨走完了他充满矛盾和痛苦的一生。 从周杨身上，我们会感受到中国的政治是十分严酷的。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到延安时期的“整风”，从解放初期 “镇反”到五七年“反右”，从六十年的“四清”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场场政治运动，害死了多少人，毁灭了多少人的美好人生？在这种“政治”幌子下，哪怕是一个好人一旦当了官，变成了“政治人”，他就得丧失人性，变得似人非人。周杨的一生，也是许多被“异化”的“政治人”群体的缩影。 而更让我们更感到恐怖的是，在这种“政治”阴影下，许多官员在公众的视野下像木偶一样说着连他们自已都不相信的官话，他们会拍着胸脯说要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而只有离开公众的视野后，才能还原成现实中的俗人，觉悟和形象说不定比“屁民”们还差。 我觉得周杨当年所说的“异化”还不够宽泛，我们不仅在经济领域被异化了，在政治领域被异化了，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都被异化了，而这一切被异化的罪魁祸首就是被异化的政治本身。 所以，中共中央才一再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许这种改革能将我们的政治从被“异化”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扫二维码，进入公众号，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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