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逆与殉道、镜像与欲望的自我献祭 ——《大卫·戈尔的一生》

百部法律电影哲学伦理审视（三）悖逆与殉道、镜像与欲望的自我献祭 ——《大卫·戈尔的一生》（又译《铁案悬谜》《绝命调查》《铁案疑云》）一、关于本片的简要介绍这是一部由艾伦·帕克执导，凯文·史派西（《纸牌屋》的男主演）和凯特·温斯莱特（《泰坦尼克号》女主演）等主演，由美国环球影业于2003年初发行上映的一部法律影片。大卫·戈尔本是一名大学哲学教授，因哲学的思考成了一名坚决的死刑反对者，并且是反对死刑运动的“死囚守护者”组织的领导者，因此还上电视与州长就死刑的存废进行辩论，却因不能举例实证本州的死刑冤案而败北。同时，大卫的一位女学生波琳缠上已婚的大卫，努力和他发生了关系，却事后控告大卫强奸。罪名虽未成立，却使大卫名誉尽毁，妻儿分离。大卫从此沉沦，终日酗酒，哲学教授沦落街头打工度日。更为不幸的是，一天，大卫志同道合的女友康丝坦斯·哈洛威被裸体缚绑、塑料袋罩头闷死在家里的厨房，体内有大卫的精液，厨房和塑料袋上到处都是他的指纹，多种证据证明大卫谋杀嫌疑成立,大卫被判死刑。死刑执行前，大卫把独家采访权卖给了因保护消息来源而入狱的著名记者贝茜·布鲁姆。不料，需要贝茜报道的，却是她意想不到的另类真相。二、不同伦理的价值内涵公元前399年，为了追求哲学真理，苏格拉底拒绝了弟子帮助其脱逃的计划，饮鸩服法。留下他影响千载后世的思想：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为了法律的应有本义，苏格拉底以主动接受死亡判决的方式为自己的信仰殉道。而本片同样是一种为了追求法律的应有本义，用一种与常规伦理观念悖逆的死亡方式，去挑战现存的司法制度，演绎了现代版的信仰殉道。1、尊重别人的生命是人类的基本伦理，对杀人犯的同态报复而处以死刑，同样是违背人类的基本伦理。这是本片至少是本片主人翁们形成并希望得以普世的社会伦理。那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曾经的伦理观念是否应该推导出政府可以“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伦理结论，是本片留给观众的思考价值。不可否认，死刑设立的背后正是这一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持，那么对这一观念的怀疑便成了死刑反对者的正当理由。基于这一基础，大卫·戈尔和哈丁州长在艾伦主持的电视节目《唇枪舌战》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哈丁州长在年轻时也是一名死刑反对者，大卫指出他在第一次竞选州长时也说过这样的话，算是击中了哈丁的罩门，但旋即被哈丁一句邱吉尔名言消解了：“如果你在30岁以前不是个自由主义者，那你不是个有激情的人。但如果你在40岁时还是个自由主义者，那你的脑子就进水了。”（翻译时避免了敏感词汇）大卫的方寸有点乱了，加上对和波林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懊恼，便把一股怒气随性地发向辩论对手，对州长展开不留余地的步步紧逼，结果像事前准备时他的助手康丝坦斯担心的那样，哈丁忍无可忍之下直击大卫的死穴：“好吧，戈尔先生，我们就按你的规则来，说一个发生在德（本）州、因为误判被处死的人，在我的任期中大概处死了100多个人……不管多少人，说出一个名字就行，我会写下来，随便一个你能证明清白的人，你说出来，我立刻提出废除死刑的法案。”这一点恰恰是德州的死囚守护们全都无法做到的。也许就在辩论失败的这一刻，大卫开始了他的死刑漏洞的布局规划。 2、正常伦理是一种思维惯性积累的普遍规则，伦理规则的推导无论多么严丝合缝，都只能证明一种事实的高度可能性，而并不能证明事实的完全真实。因此，再严密的逻辑证据也不能肯定支持司法裁判的完全合理性。大卫作为哲学教授，他深谙这一点。康丝坦斯的频临死亡成了他们最好的布局，他成了最合理的杀人凶手，“三个不同的法庭都认为他有罪”。为了把自己的死刑冤案演得更好，他让他的死党律师贝刘把自己的独家采访权以50万的高价卖给在报道青少年卖淫案件中因拒不透露消息来源而藐视法庭入狱七天的记者贝茜·布鲁姆，并向贝茜倾诉：“我以前是州里主张废除死刑的领导者，现在我却被关在死囚牢房里，你不觉得事有蹊跷吗？”他努力让贝茜去寻找这起“秘密警察手法”凶杀案的幕后真凶，其真实目的只是让贝茜知道他是被司法制度误判了。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真凶。当然，他选择贝茜的另一个目的才更重要：让贝茜成为他死后呼喊的喉舌——因为贝茜的正直不驯的名气和报导杂志的广泛影响力。一切，还是为了回应哈丁的证明，为了那个未曾结束的辩论，为了废除德州的死刑。3、用生命的设计去实证司法制度的漏洞，用幻想的欲望去实践自己的理想镜像，对普遍的人性伦理的重构发起了挑战。据说凯撒32岁时，感觉自己快到了亚历山大病故的年龄，仍一事无成，乃大哭，忧心使他焦急。本片中的主人翁，一个患上绝症的死亡将至，一个不忍看到本州的死刑屡屡，他们不需要区分主谋和从谋，俩人共谋了一个忧心者的冤案例证。他们也是焦急了，甚至在普通人眼里是偏激的不要不要的，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进行了这次法律逻辑的实证。实证的结果，在影片的开头，是记者贝茜向刑场的奔跑，这是一种挽救大卫生命的奔跑，但一旦贝茜成功，就意味着大卫的失败。大卫的生命没有被挽回，反而是大卫和康丝坦斯的成功。他们成功了，为了他们的信念，为了一种还不为世人普遍认可的信仰。这部影片拍摄上映于2003年，这部影片的特点是把死刑存废这个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历史争议，以形象的逻辑可能直接地拍摄成案例，呈现到观念面前。这是电影艺术对法律伦理的直接思考。8年后，日本上映了同样对死刑存废问题的直击电影《死刑基准》，和本部电影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把死刑反对者设置为死刑存废问题的直接当事人。本片是一种自我献祭，一种信仰殉道，《死刑基准》让死刑反对者的妻子被他人杀害，直接拷问影片的主人翁的亲身感受和心理纠结。相比之下，本片的设置高度似乎更加趋于理想化，而后者更具现实性。但《死刑基准》终究没有把死刑的存废追问到底，原来的犯罪嫌疑人系主人翁大伴另一凶杀案件的受害人，大伴为这一案件的凶手辩护免除了死刑。受害人的父亲鲭江申三为此对大伴满怀仇恨。后来大伴的妻子在家里厨房被人杀害，如果鲭江申三是真正的凶手，对该案的判决真的极有考量的意义。可能是出于故事一种戏剧性的需要，造成了影片本身对死刑存废直视的不够坚决，后半部突然发现了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而杀人的动机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概率偶然性的可能太大，使整部影片的伦理效果大打折扣，这也是笔者未对《死刑基准》单独审视的原因。《死刑基准》从开始对死刑的诘问：“死刑有基准吗？”到影片最后对现实的阐释：“死刑在别的国家也是为解除个人怨恨而存在的。只有无可替代的生命才能去偿还夺去无可替代的生命的罪行，我觉得这是很多日本人要求执行死刑制度的理由。”日本文化历史上就受中国影响很深，刑罚的观念也大体同气连枝……。《死刑基准》把一个法律问题的思考全部深陷到生活的伦理之中，而《大卫·戈尔的一生》用反生活伦理的方式去思考法律边界，这是两部死刑影片的方向区别。4、哲学因努力探寻真相的深度从而增强真理的可信强度，所以哲学的追问永无止境，伦理却不能这样。伦理是普遍大众经常遵从的生活规则，它的道德成因必须浮现在普通人思维的可现层面上，否则便极易因遭受人们的怀疑而被抛弃。大卫努力把哲学的思考结论翻译成可视的道德伦理，用违反常规伦理的举动去证明死刑制度不合伦理。这是一个极难的挑战，好在他的计划如影片所展示，全部完美实施：贝茜在他被执行死刑后才能公布自杀的真相，而让世人知道大卫是冤枉的，计划的帮助者牛仔达斯第在律师贝刘的帮助下成功出境，并把用生命挣来的50元带给他的妻儿，最后贝茜才收到第三个大卫现身现场的录像带，他也是自杀的参与者。大卫实现了他在课堂上的人生诺言：“衡量一个人，不能看他的欲望实现了多少，而要看他的品格，比如真诚、同情、理性，甚至自我牺牲。”但是，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本身已经构成杀人的犯罪。安乐死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的共识是：帮助别人安乐死必须由医生实施，还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而本片是一起帮助别人自杀的案件，任何帮助者都应该负有刑事责任，因此大卫是有罪的。但对他承担的杀人罪名而言，他是绝对冤枉的。另一方面，大卫也是自杀者，只是他是假借暴力的司法机器杀死了自己。他用自己的死展示了死刑在这一暴力机器中的残酷和恐怖，总之，他实证的效果是完全达到了。这是一名哲学教授对死刑伦理的思考，一次用生命去经历的思考。三、本片伦理的哲学评价本片从生命亲历的角度直接挑战了现行的司法伦理制度，用生活伦理的可能极端来例证死刑的弊端，展示了作品的思考厚度，是一部典型的反对死刑制度的电影代表作。只有拯救他人才能拯救自己，而拯救他人需要自我牺牲。死刑制度的存在，在保守者思想里是一种正常伦理，而在反对者眼里是一种坏的存在，是一种恶的危险。死刑存废的争议被搬上影幕，至少表明人类开始对这一问题正在开展大众的思考，思考进行怎样的自我救赎。休谟在《人性论》中曾经说道：“关于平静情感与猛烈情感的不同的原因和结果的这个题目，是哲学中最细致的一个思辨题目。”大卫和康丝坦斯牺牲自我的猛烈情感也许为平常人视为怪异、不合常理。但正是本片主人翁这类人的存在，我们的人性才不至于退化，正是这类人的哲学思考，人类在苍茫宇宙中才能够努力进化和前行。只有用理性思考的行动去探索我们的生存方向，而不应该像动物一样凭借一种常规的本能去适应自己的生活，我们才能走向更高一级的文明。大卫是思考并实践着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在推动着理性的发展。无论将来的结论正确与否，至少他们思考的问题疆域是有益于人类生活的伦理重构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闪亮展示着人性的自由和灵性，这部影片的意义也在于如此。当然，正是对死刑存废观点的主张太过明显，死刑影片的设置往往在逻辑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例如1988年的波兰影片《杀诫》（此片有其他译名《杀人短片》、《教我如何去杀他》、《杀人影片》等），不仅从杀人后到进入法庭转换的过于突然，剧中男孩杀人的抢劫动机也让人捉摸不透。还有前面言及的《死刑基准》，最后真正的凶手的动机竟是出于对律师职业仇视的转嫁：报复不了别处律师的亲人，就杀邻居的律师妻子。谋杀不是激情杀人，没有足够的逻辑支撑，是很难让观众接受的。本片在著名导演艾伦·帕克的努力圆润下，加上凯文·斯贝西令人折服的演技，方方面面的逻辑漏洞都进行了预防和弥补。但实在因本片的思考情感太过猛烈，在常人不易觉察的情节中，一些逻辑缺陷仍然难逃法律人的眼睛：1、刑事诉讼的定罪量刑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排解一切合理怀疑。本片的诸多证据只能证明大卫在案发前后出现在现场，即便这名曾经的哲学教授后来因强奸风波和酗酒沉沦而名声败坏，至多只能有一定的嫌疑，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作案结论。退一步讲，即便陪审团出于大众的义愤，认定大卫有罪，这种案件在任何法官手里都不敢轻易的作出死刑判决，何况美国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还有着很多严谨的死刑复核法官。2、片中记者贝茜发现可疑的牛仔达斯第在律师贝刘的楼下大厅电梯口，居然跑出来让扎克去跟踪，而自己按部就班地打的去继续她的监狱采访。如果她跟踪牛仔几分钟，也许就能发现牛仔是去找律师贝刘必有原因，也许就能怀疑贝刘作为大卫的死党，在量刑阶段出现严重错误而让大卫失去判刑机会的真相。而片中恰恰让贝茜急急忙忙地要离开跟踪牛仔的现场，让人失望。结果可以想像，扎克的跟踪在火车道口被甩了。3、本片中数个死刑反对者的共谋已经完全违反了任何社会的现行司法制度，这种以违反一种司法制度的代价去纠正其他司法制度的改变，显然是值得争议的。可能正是这些缺陷的不尽完美，本片仅获柏林金熊奖提名，而终未遂意。然而，上述问题的存在还仅仅属于皮毛问题。更关键的问题是，误判命案的存在就能推导出死刑必然废除的结论吗？恐怕不能，要不然就没有因噎废食这类成语了。正是这种逻辑力的不足，冤案误杀在贝卡利亚的废除死刑的理由中总是排在最后。反对死刑的理由有很多，本片偏偏选择凸显了其中最弱的一个基础理论：死刑无法避免冤案误判的发生。这才是本片留下的审视重点。自贝卡利亚第一个树起反对死刑的大旗开始，反对死刑的首要理论基础就是：生命权是不可让与的，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不论是洛克的天赋人权思想还是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都充分认证了人的生命即便自己都不能放弃，何况外界的政府乃至一切组织，更是不能让与。这是反对死刑最有力的理论支撑。本片为了增强死刑反对者们的殉道张力和悬念强度，故事的设置却似乎忘记了反对死刑的这一原基础理论。本来，只要能激起观众对冤案的害怕和恐惧，引发世人对死刑的厌恶和愤怒，影片就算是达到了其反对死刑宣传的效果。但无聊的法律人总会去想：死刑反对者可以去自杀吗？如果可以，死刑反对者还是纯粹的死刑反对者吗？本片也许更是无意触发了这一理性问题，让法律人看到了这部影片背后的巨大理论价值冲突：死刑理论基础的“小师兄”与“大师兄”打架了。那么，哲学应该如何审视，法律伦理应该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也许这个问题才是本片的关键，而本片也因这一问题的隐在，必将成为法律电影的一部历史性经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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