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案拾遗】从《折狱龟鉴》看古人的治狱精神

古法拾遗【古案拾遗】从《折狱龟鉴》看古人的治狱精神纵观以上对察狱之术与定案之法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案件的侦破还是对于案件的判决，严明与矜谨始终成为其获得合理性评价的依据，同时严明与矜谨也成为其治狱精神。一、严明：参法理、寓人情、尽心的治狱精神严明不仅是作为《折狱龟鉴》的一个门类，而且严明成为《折狱龟鉴》所要提倡的治狱精神，贯穿于破案与定案之中，是古代优秀官吏对断案精确性的把握和提炼。在断案的参照标准上把法理与人情结合，在为官态度上做到尽心。（一）法理与人情的兼顾法理与人情的兼顾在《折狱龟鉴》中已成为法官判案的参照标准，同时郑克单列“严明”一门，并且“严明”开篇的“何武断案”与“张詠断案”正好阐发了严明的内涵：即法理与人情结合的治狱精神。《折狱龟鉴·严明·何武》：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悉夺与儿，此之谓法理；三分与婿，此之谓人情。何武以严断者，婿不如约与儿剑也；詠之明断者，婿请如约与儿财也。虽小异而大同，是皆严明之政也。“严明”一门的这两则案例详细的说明了法理与人情的关系：要实现案件处理的公平，就必须参照法理与察看人情，用人情理解法理，从而用法理来说明人情，法理即“严”，人情即“明”。“何武断案”是用人情“女既强梁，婿复贪鄙”来察看遗嘱的真意，从而才能更好地“悉夺财与儿”适用法理，正是“婿不如约与儿剑”才没有判给女与婿任何财产，真正做到了“严”。而在“张詠断案”中也是用人情“时以子幼，故此嘱汝，不然，子死汝手矣”察看遗嘱的真实性，才能“三分与婿，七分与子”，而这“三分与七分”的判案正是考虑到“婿请如约与儿财也”的人情，人情的结果即实现了“明”。“严”与“明”相比，法官更应该实现的是“明”，在王罕断案中，郑克表露了这一看法。他以为“严明之术，在于察见物情，裁处事体”，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在认识到“苟或可已，无不听命”时，即看到“无状子饥寒不能以自存”，“人能少资之，令其远去”，就能达到“狱讼为之衰止”的目的。这就是“明”。因而，做到“明”才是判案的艺术与创造。可见，法理的固定化需要用人情来考究，在法理与人情达到一致性是需要法官在司法方面的智慧的。正像有的学者所言：法律就像语言，乃是民族精神的表现物。它们由一个民族的生命深处流淌出来，渐渐地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这样的过程也完全是自然的。[1]（二）尽心的为官态度古代法官判案能严明，其前提就是坚持“尽心”的为官态度，即将狱事深深地根植于内心之中，尽心尽情去做。关于“尽心”在郑克论说处处皆是，在破案、定案等过程皆有体现。《折狱龟鉴·严明·陈矫》中的“罪状已定”与“罪状未定”都做到了尽心：在“罪状已定”但“轻重有疑”时，严厉批判“有罪不论，无罪久系”的“拘文之吏”之举，而应“明慎”（自览罪状）与“一时论决”（不留狱）；在“罪状未定”时，“虑有冤诬，理应考核，岂可一时”，从而能在定与未定之间做到尽心。除此之外，关于“尽心”的论说，在郑克笔下多达二十余处。释冤之术应尽心，如：“古之察狱，应尽心”；“非有他术，俱尽心察情，故能释冤也”；“皆不敢遽决，卒能获贼释冤，岂非尽心矜谨之效欤”；“苟非尽心察情，不能得其冤状也”；“惟（珣）尽心，于是获释”。辩诬之术应尽心，如：“辩诬之术，有正有谲，苟非尽心者，则亦岂能精耶”；“是故造诬者惧焉，被诬者怀焉，皆其尽心察狱之效也”；“辨明之诬，可谓尽心矣”。鞫情之术应尽心，如：“（昂）于鞫情，可谓精敏，然亦不过尽心研究以盘诘，使之辞穷，则其情得矣”。议罪之术应尽心，如：“以名分言之……以情理言之……尽心君子，亦宜察焉”；“议赃以律而未应律……尽心君子亦焉可忽”！惩恶、察奸、核奸、擿奸之术等等应尽心，如：“《折狱龟鉴》之为书也……鉴者尽心，庶亦有补也；凡为巧诈，必有缺漏……唯尽心者则能之耳；擿奸钩慝之术，皆与鞫情相似，而必用谲。尽心君子亦不可忽也”。终到矜谨也要尽心，如：“亲民之官，所宜尽心；矜谨者所以尽心也”。可见，尽心是法官的为官态度，贯穿于法官处理案件的全过程，成为判案严明的内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明察秋毫、审判公正。二、矜谨：原情定罪与道德教化的治狱精神从《折狱龟鉴》的“矜谨”门来看，矜谨意为怜悯谨慎，其贯穿于案件的察狱之中，寓于定案判决过程，表现为《折狱龟鉴》作者的对民众生命的珍视，成为法官断案的治狱精神。通过对古人追求的矜怜谨慎的治狱精神的分析，概括起来，一则反对深文峻法，崇尚原情定罪；二则是道德教化，重在社会效果。（一）反对深文峻法，崇尚原情定罪郑克是反对单纯引用法律判案，尤其是不考虑具体案件情节的深文峻法判案，主张要原情定罪。在“矜谨”一门的开篇引用“未曾以赃鞫人”的后汉袁安的判案，奠定了郑克反对深文峻法判案的基调：“夫案吏者务为深刻，文致于赃也”。[2]郑克痛恨那些借用峻密刻薄“深刻之说”的律文，[3]来舞文弄墨巧入人罪以此达到获得奖赏的官吏，[4]以为应当“人有迹状重而本情轻者，昔既酌情而立法，今当原情以定罪，安得不辨情理而抵之死耶？”[5]不仅如此，郑克在其他各门中对此也有论述，路有衍遗物而拾取之，非剽掠也，何足深罪。杀之以徇，斯为酷滥，是前代长吏专杀之弊也。[6]可见反对深文峻法的矜谨治狱精神贯穿于《折狱龟鉴》之中。原情定罪是源于董仲舒 “春秋决狱”的儒家定罪思想，即从客观事实出发，进而推究行为人的动机、目的、故意或过失等主观方面，将客观的事实与行为人主观相结合，只不过与法家注重客观行为定罪相比，更加注重主观的恶性。但是《折狱龟鉴》作者并不局限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将原情定罪的“情”拓展到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体察民情等方面。将静态的法律适用于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首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恶性。在东晋人王坦之处理一名士兵因丢牛而逃跑的自首一案，当官吏按偷牛罪而定案时，王坦之充分考虑了“束身自归，而法外加罪”，具有自首情节；“懈怠失牛，事或可恕”，本来事情就不大，可以宽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诬”，刑讯之后而认罪可能是自诬，根据这些具体案情，最后决定“宜附罪疑从轻之例”，免其罪。[7]定罪考虑具体案情。在北齐宋世轨处理“叛贼结连，首从有别”的案件中，将原先认定的谋反罪改判为抢劫罪，就是充分考虑到具体的案情，并且严格区分主犯与从犯，从而未殃及无辜。[8]这样的案例在《折狱龟鉴·矜谨·李士衡》也有论断，表现法官在处理共同犯罪中，严格区分主从并做到量刑均衡。其次，考虑社会背景并体察民情，做到慎杀。宋人苏涣在判兄杀其弟未遂并取走衣服，弟与其父诉到官府一案中，考虑当时荒年而引起盗贼四起，情有可原；不处死刑更是其弟与其父的所想，更在情理之中。这是法官能矜怜谨慎之义。正像郑克所说：“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者，乃刑杀焉”。[9]最后，适用法律要考虑社会的现实情况。在《折狱龟鉴·矜谨·王博文》处理百姓偷盐贩卖、官吏追捕而引起斗殴事件的一案中，法官考虑到当时的荒年歉收这一社会现实情况，进而从宽处理。这种矜谨的治狱精神在《周礼·地官·大司寇》中有反映：“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驰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省礼，八曰杀哀，九曰番乐，十曰多婚，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盗贼”。这种判案参考时政民情的案件，还有《折狱龟鉴·矜谨·陈执方》考量“以岁饥，奏贷之”、《折狱龟鉴·矜谨·王延禧》考量“岁饥盗起、民良穷而为盗”等等。这是法官对儒家经典的运用和理解。深文峻法判案与原情定罪判案会使结论截然不同，我们不妨引一则案例，来对比之。《折狱龟鉴·矜谨·王延禧》载：王延禧朝仪初为岳州沅江令，岁饥盗起，亲获十余人，赃皆应死，法得迁官。延禧叹曰：“是皆良民穷而为盗。令既无以业之，又利其死以为己功，亦何忍哉？”谕被盗者悉裁其赃，盗得不死，延禧，王黄州孙也。对此，我们可以分析如下：深文峻法的判案思路：严格依法→结论：赃皆应死；法官政绩：法得迁官。原情定罪的判案思路：时代背景：岁饥盗起→体察民情：是皆良民穷而为盗→结论：盗得不死。但原情定罪并不表示对犯罪人一味的纵容，这在郑克对此案的按语中也有论述，与原情定罪判案思路的体察民情形成对比：“若残民害物，罪不可赦，非穷而为盗，计赃抵死者，则其获贼受赏，义在惩劝，君子可以无憾也”。可见，“良民穷而为盗”与“残民害物”的案情发生变化，判案的最终结论也就可能迥异。严格依法判案要考察具体的案情，即使法官因惩恶而升迁，也要建立在原情定罪与珍视民众生命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正当性。（二）道德教化，重在社会效果在深文峻法与道德教化二者的比较权衡中，矜谨的治狱精神更加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为服务于社会风气。三国魏人司马芝在处理“盗官练置厕中”一案中，在官吏怀疑是一女工所为时，司马芝首先是反对“刑戮之失，在于苛暴”；其次是反对“今先得赃物，后讯其辞，若不胜楚掠，或致诬服”的屈打成招的察狱方法；再次阐发“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教化治理社会之法；最后达到“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化”即减省狱讼、服务社会效果的目的。[10]与用严法考量相比，道德劝瑜可以达到消除矛盾的意义。在处理亲属矛盾时，可以进行道德教化：隋人郎茂在处理兄弟不睦一案中，在其他人主张对其严法论处的同时，郎茂说“兄弟本相憎嫉，又得罪，弥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的道德劝说以和解。[11]在《折狱龟鉴·矜谨·薛奎》的母诉子不孝、《折狱龟鉴·矜谨·任布》的有民醉酒骂祖父等案件中都表现了教化的方法。在处理民间纠纷时，可以进行道德教化：南朝梁人陆襄处理二人忿争、互相诬告一案中，运用“引入室内，不加责诮，但和言解谕之”，最后达到“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以平息矛盾。正像郑克所评论“彼犹未容责诮，此可遽严法乎”。[12]在处理民间纠纷时，更多的是实现和谐的社会效果。教化、和解、劝瑜在古代法官那里得到良好的运用。综上所述，这样起篇《折狱龟鉴·释冤》的“人之负冤，多因疑似。听者不能审谨，忿然作威，遂致枉滥”与终篇《折狱龟鉴·矜谨》的“推穷贼党者，苟不矜谨，必至枉滥”，[13]“苟非矜谨之至，岂能不滥如此哉？”形成呼应。[14]正如郑克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物所迁，斯失之矣。故有利人之死为己之功者，或文致于大辟，或诬入于极典，宁复能存不忍之心，以贷应死之命乎？故此事《矜谨》篇末，庶几览者有所警焉。”[15]追求矜谨的治狱精神可以避免冤狱的发生。作为察狱之术与定案之法的精神是哀矜审谨，这是郑克从冤狱发生原因到用术的手段方式以及案件判决中得出来的。不管是孔儒的周易之说、非人智所及的神灵之言而至诚哀矜释冤，还是偶然性释冤“出于邂逅”、“不敢遽决”的而至诚哀矜释冤，都表现了“实则送之，非者放之”的哀矜矜谨之义。针对冤狱的“遽决”，重在“治狱贵缓，戒在峻急”。即使是“用谲”，也表现了“仁术”贯穿于“用谲”的始终。参考文献：[1]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3页。[2]《折狱龟鉴·矜谨·袁安》。[3]《折狱龟鉴·矜谨·陈巽》。[4]《折狱龟鉴·矜谨·胡向》。[5]《折狱龟鉴·矜谨·张奎》。[6]《折狱龟鉴·惩恶·孔琇之》。[7]《折狱龟鉴·矜谨·王坦之》。[8]《折狱龟鉴·矜谨·宋世轨》。[9]《折狱龟鉴·矜谨·陆襄》。[10]《折狱龟鉴·矜谨·司马芝》。[11]《折狱龟鉴·矜谨·郎茂》。[12]《折狱龟鉴·矜谨·郎茂》。[13]《折狱龟鉴·矜谨·陆襄》。[14]《折狱龟鉴·矜谨·李应言》。[15]《折狱龟鉴·矜谨·王延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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