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多是少数人揽钱的勾当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来源：李锦解读国资新闻作者：李锦最近，智库热在中国兴起。我也算是智囊型的人，经历了建国后的历代领导，有40多位国家领导人对我写的文章批示。现在是人在江湖为庙堂干活，是光干活得不到钱的人。对庙堂的人以办智库为名而囤钱的事情，是见得多了，也常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想。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中国智库讨论形成热潮的时候。2009年3月，我向国家领导人陈书遏制贷款热潮，无疑是一次影响局势的智囊活动。中国有2000多个智库，有数百万从事社会科学的专职人员。为什么在这次遇到金融金融风险有强烈举动的，是体制外的举动，是非智库内行动，这种现象当然发人深省。开始，有的经济学家说，“这个量并不过大。”教授、高级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们多是为天量贷款做解释的、也有唱赞歌的。我的看法与主流观点是相左的。我写了一封万言长信，新华社不发。于是我直接给总理寄去了，温家宝、李克强、王歧山等大领导都批示了，有人说，这是“扭转乾坤”之力。可是，我是一分钱没有得到。过去7年，智库热潮到来，也是庙堂的人以办智库为名而争钱、分钱、囤钱的时候，虽然钱不会太多，也是腐败横行的“点”。作“智囊”，要有对“不确定环境里的确定选择”的追求。中国有可能进入大的历史发展期，也是动荡期。未来是不确定的，有许多无法预见的风险在等着我们，中国社会转型的性质尚未确定，很多改革并未触及根本问题，不确定性甚多。要靠我们的智慧和勇气去闯过一道道难关。以风险理性去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才可能获得一个个确定的结果，智库队伍建设将在不确定性的破解过程中引起高层重视并得到长足发展。智囊，中国古来有之，春秋时叫门客，秦汉时称为军师、谋士、参谋、顾问，是出谋划策的人。智囊团现代人称之为头脑企业或顾问班子，主要任务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为决策者献计献策、判断运筹，提出各种设计。同时及时反馈信息，对实施方案追踪调查研究，把运行结果反馈给决策者便于纠偏，是一种特殊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美国的国际经济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都是世界著名的智库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华通讯社、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及各大部委和高等院校属下的研究所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单位的文人继续着中国“坐朝论道，垂拱平章”的言政传统，正逐渐成为今日中国决策层身后日益壮大的资政力量。在中国，一般庙堂的智库都是由二三流人才充任。因此，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怎样从这千千万万个学者中，一眼看出谁是智囊，谁距离智囊还有一定差距呢？也就是说智囊应该有怎样的思维特征。我觉得做一个智囊必须具备的思维特征，与当官思维常常是对立的。最重要的是，作“智囊”要有主见。每一个“智囊”都是有自己的主心骨的。主见是什么，便是自己的见解，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而不是领导脖子上。即使自己意见与上级意见相左，也不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去迎合上级。大不了自己不干或不写，也不能出卖自己的主见与信念。我给温家宝的建议，对银监会、央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提出批评，对政府做法敢于批评，对自己升官发财没有一点点好处。在本单位却可能是遭到压抑与排斥的。我是40年间多次经历了的，心中有数。作“智囊”，要有对“异”的追求。千百次重复已有的定论，是当不了“智囊”的。当官的思维在于求同，做学问的思维在于求异。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本来是学法律的，但他把主要学习时间用在哲学和历史上。后来，他在实际生活和斗争中遇到了大量的经济问题。例如，1842-1843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遇到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如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莱茵省总督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那展开的官方论战；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等问题，这些现实斗争促使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对“异”有追求，于是，一次次走向马克思独有的世界。马克思走过的道路对我们是有力的引导。中国这个国家是以保守谦虚为美德的国家，而创新或冒险通常是被排斥的。而国家最需要的却是有冒险特征的创新，而美国的智库常常是以创新研究为特征的。比如，兰德的长处是进行战略研究。它开展过不少预测性、长远性研究，提出的不少想法和预测是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尔后经过很长时间才被证实了的。一条建议究竟是不是好，应该回到社会这个大试验场中，去锤炼、去检验。能解释问题、能解决问题：让做这个事的人都叫好，这样的理论才是好理论、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面对新的改革环境和条件，以及新的改革对象，我们改革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尤其是经济改革等方面的理论准备，相当欠缺。拿来主义肯定行不通，以国外的东西为样板，打着借鉴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旗号，照抄照搬，将会导致巨大的风险，带来改革灾难。“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我们既然要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要大富，这就不仅需要拼搏，需要抓紧机会，更需要大智慧。这种大智慧的表现就是要考虑我们今后的经济战略在什么地方。目前，中国最大的一支智库在高校，高校最大的问题是“空对空”不解决问题，对实际工作无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好的。而高校的专家又常常占据智库分量最重的位置。学校老师成天为省课题、部课题、国家课题弄得神魂颠倒，坐卧不宁，可是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用处？现在，政府很多部门与大型国企也蠢蠢欲动。在位置及其相近的人，也都轰轰烈烈起来了。国资委系统冒出很多智库，都是以做课题为名分钱。这些年做了多少课题？花了多少钱，有多大用处？很多是一堆废纸，连书也出不来。近几年我写6本国企改革的书，没有得到谁的一分钱帮助。从我身上，自然可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斑。总书记关于国企党建的重要讲话发表了，这是一件大事。中国智库专家们，有几个写文章的？半个月过去了，还不见一点动静。很多挂着中字头的智库，对国家重要经济政策出台，是从来不表态，钱都到哪里去了？这里有一个智库的评价机制问题。对智库的发展，关键是三条，一是建立正确的效果评估标准，二是建立智库的通道，三是建立人才的发展通道。在这个基础上考虑现实可行的做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创造一种更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环境，让各种智库之间展开充分竞争，以提高中国智库“产出”的水平和“产品”质量；其二是智库产品的需求方，在充分考虑到当前中国具体国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重点支持或发展相关的智库和鼓励和支持有智囊能力的学者。在通道与标准之外关键是要有智者。智库产出的品质，关键在于有没有优秀的、全心投入的专家。最关键的就是找对人，找对了，可能一个人、几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找不对，成百上千人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国家难题研究而言，除了要找对人，还要真正地信任他们，同时也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比较而言，后一条更难。权力与智力是一对矛盾，智者受到权力压抑是中国的国粹之一。我们想起司马迁、李白、杜甫、施耐庵、曹雪芹的路，他们都是大智者，他们的智囊比那些朝廷上很多达官贵人要高很多倍，但是他们的命运是悲苦的，他们的智囊总是不得被认识和理解。但是，中国的脊梁总是由这些命运悲苦的人承担着。中国文人自古便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传统，光考虑个人，便什么也不要做了，就会把精力用在另一方面了。真正的智库从来不为资助者的意志所左右，作“智囊”型记者在追求确定性时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不能怕得罪这个、得罪那个；其目标是对国家公共利益而施加影响，而不直接谋求自身什么，才能为“思想的市场”提供更多可选的东西。温家宝同志曾多次引用东汉末年政论家王充著作《论衡》中的一句话——知政失者在草野，知屋漏者在宇下。这句话，习主席不知有没有用过，还有待查证。现在的智库热潮正在兴起。少数人圈钱的时候又到了。有钱财而没有人才，没有人才的智库，必然是糟蹋国家钱财的地方，这是铁的规律。回到标题，中国的智库有70%是少数人揽钱的勾当，还有27%是效率不高的地方，顶多有3%是发挥得好的。具体事就不举例了。中国的智库缺钱，更缺的是人才。缺的是效益评价机制、监督机制与人才造就机制。管智库发钱的是谁？要放弃做课题为主的发钱方法。对管智库发钱的人也要建立问责制度，防止国有资产通过智库的方式流失，防止智库的环境破坏了。现在不是强调党要从严管党嘛，也建议党的纪委把智库中的种种腐败找出来，好好治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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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多是少数人揽钱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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