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今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像1914年，爆发世界大战？
来源：不逾矩 作者：不逾矩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博文选粹 今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像1914年，爆发世界大战？2017年02月15日 10:36:37 星火记者联盟7微博微信空间分享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6年视为历史的转折点。不是每一个年份都是历史转折点，大部分年份都是平淡无奇的。我的专业是宏观经济，在做宏观预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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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选粹 今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像1914年，爆发世界大战？2017年02月15日 10:36:37 星火记者联盟7微博微信空间分享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6年视为历史的转折点。不是每一个年份都是历史转折点，大部分年份都是平淡无奇的。我的专业是宏观经济，在做宏观预测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趋势外推：去年怎么样，今年和明年也怎么样。但是，要把视野拉长，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中有众多转折点。从中国历史来看，1949年、1966年、1978年、1992年，都是转折点。如果从全球经济来看，二战之后，1971年、1980年、1997年、2008年都算转折点。如今，我们再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能够带来历史重大转折的可能有三重力量，那就是技术、经济和政治。“旧的新技术”和“新的新技术”首先来看技术。我们现在正身处在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我们谈了很多新技术，但我们所谈的新技术其实是两类：一类是旧的新技术，一类是新的新技术。什么是旧的新技术？比如现在比较火爆的云计算、大数据，都只能算是旧的新技术，它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新。这几年我读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当属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写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兴衰》，这本书中戈登讲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生活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20世纪70年代之后萌芽并发展至今的这一轮技术革命更大。一言以蔽之，电比电子计算机的贡献更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电灯、电话、电报、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家用电器。医疗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突破。这些技术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远比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数据”渗透力量要大。相比之下，这些年我们感受到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新的变化。使用手机上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手机上网和电脑上网并无本质的差异；电商来势汹汹，但电商无非是用原有的技术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冲击非常强烈，主要是因为IT技术全面渗透到各行各业，改变了原有的业态，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意和就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那些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可是现在出现的这些“旧的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大，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不仅影响到生产，而且改变了教育；汽车加速了城市化；火车和轮船大幅度降低了交通成本；电报和电话大幅度降低了通讯成本；抗生素等医学方面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育，人口出生率才得以迅速提高。原来不仅是技术，还有技术带来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把技术的潜能释放了出来。什么是“新的新技术”？有可能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是生物工程，或是新能源、新材料。但我们距离下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还比较遥远。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几年就颠覆我们的生活方式？恐怕很难。2016年我们目睹了Alpha-Go击败李世乭，Master击败了聂卫平，据说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在德州扑克中击败人类了，原来我们还指望人类打麻将能胜过人工智能，看来也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难的事情，对人工智能来说很简单，比如记忆、计算等；而那些对我们来说很容易的事情，对人工智能来说却很难，比如情感、直觉。人类的小孩子看人脸色，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人工智能做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什么时候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照顾老年人的生活，那我就算服了它了。我相信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机器人，机器迟早会替代人类，但这场革命可能会发生在更为遥远的时候。同理，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新技术，不是一出现就能带来革命，而是一定要等到这些技术能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潜能。“快经济”和“慢经济”我们再来看经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看到快经济和慢经济。快经济就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美国经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欧洲经济在2017年可能也会比大家想象得好。美元强则欧元弱，这对欧洲的出口有利，欧洲还会爆发危机，但那是以后的事情。慢经济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事情。大家都在猜测2017年会有哪些黑天鹅，其实已经没有黑天鹅了，大家把能够想到的坏消息都想到了。可能出现的是另一种动物，即灰犀牛。灰犀牛块头很大，被它撞上了非死即伤。你知道它存在，但不知道它躲在哪里，可能它躲在灌木后面，也可能正躲在河里。它并不神秘，但更危险。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拉詹写过一本《断层线》，里面讲到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断层线”。灰犀牛和断层线，都是对慢经济的描述。人们感到不满的很多现象，其实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我们一直没有察觉和重视。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些问题才变得格外重要，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不平等。2015年影响最大的书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在书中写到，19世纪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年代，那时的经济学家，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最关心的都是财富如何分配。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更关心经济增长，不再关心收入分配，这是因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收入分配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如果皮凯蒂的预测是对的，到了21世纪，我们会重新回到19世纪。19世纪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年代，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如果未来的年轻人不能再靠自己的拼搏，而只能靠“拼爹”，才能出人头地，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大乱子。令人遗憾的是，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阿特金森刚刚去世，要是他不去世，估计很快也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推荐大家读一下阿特金森的《关于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未来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收入不平等，这是悬在全球经济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导致2016年成为历史转折点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技术，也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政治又分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先看国内。在很多国家，人们都感到困惑，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变化。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曾经讲过，社会的风气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整个社会更关心私人事务，也就是人人都想赚钱；有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关心赚钱，关心的是公共事务。大家可以看看中国。上世纪80年代大家关心什么？那时人们看的是《读书》杂志，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任何一个有自我尊严的中国人都不关心挣钱，只有投机倒把分子才关心挣钱。到了90年代，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埋头挣钱的时候，你得到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加，还有世界观的巨大改变。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放假了出国度假、或是自己驾车周游世界？谁能想到巴黎的商店“老佛爷”里，到处都是出手豪阔的中国人，售货员都会讲中文？随着经济增长放慢，“九零后”还会关心经济的增长吗？未来年轻人关心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和原来这一代人关心的问题不一样。“九零后”的年轻人到底关心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样，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美国大选。如果你想要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当选，就要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是都跟你一样。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如《在自己国度里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白人垃圾》（White trash）。你会发现，在美国有一批低收入的白人一直是被压抑的，现在他们开始爆发了。你可以认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看法是荒谬的，但你不能说他们担心的问题没有意义。有很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的精英认为，既然你们的答案不对，那么你们关心的问题也就不对，这是一种愚蠢的错误。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些人担心的问题，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个时代将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特朗普上台带来的最大的风险不在美国国内，而在国外。特朗普上台之后，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特朗普的一个基调就是美国往回撤。一旦美国往回撤，就会出现权力的真空。权力最害怕什么？最害怕的是真空。当权力出现真空之后，就会有各种力量蠢蠢欲动，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误判和由误判带来的冲突。随时准备做出改变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很理想、很乐观，相信特朗普真正能够做成一些事情，现在也许像1980年。当时，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搞改革，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一段新的高速增长时期，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现在也可能像1968年，当时是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年代，包括西欧的中产家庭都是第一次过上现代生活，有了电冰箱和洗衣机。他们生活富裕，但却很不满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刚刚说，我觉得事情已经都做完了，没有什么事情好干的了，突然在巴黎爆发了红色五月，学生和工人开始上街，然后在墙上写满了乱七八糟的标语，其中有一句话是“我想表达我的声音，但是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如果糟糕的话，会像1936年或者1937年，当希特勒越来越咄咄逼人，欧洲国家害怕又出现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本能的反应是：那就让让他吧。希特勒要捷克的苏台德地区，那我们就给你吧。当张伯伦采取绥靖政策，割让了苏台德，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受到的是英雄般的欢迎，大家认为他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战争。结果呢，我们看到欧洲加速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1936年时，美国刚从大箫条中走出，1937年却又二次探底，然后一直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经济。如果最糟糕的话，会像1914年。现在我们讲经济全球化，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才是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移民，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现在你想劳动力自由流动一下？很难。当时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大家已经觉得习惯了，认为和平与发展理所当然是时代的主题，结果突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的时候历史的转折是非常快的。假如2016年真的是历史的转折点，那么，我们会发现，原来熟悉的很多规则，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原来熟悉的那个生活已经不再存在了。这里面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政治带来的撕裂。全球愤怒，这会在未来越来越多地改变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沧海横流，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过去的认知，把原来的知识全部倒空，随时准备做出改变，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相关阅读：周其仁：解析2017年中国经济1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题为 “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未经作者审阅。1.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以及为什么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萨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的，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2.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3.2017年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本文由星火记者联盟（微信ID:cctv11227)供稿，于无声处听惊雷，敢讲话、讲真话，是财经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内参！分享7打印增大字体减小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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