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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寒假结束后，北京的空气质量好的有些异常，望着蔚蓝色的天空，我常常怀疑是否我这是在北京。据我的经验性观察，北京的空气质量状况和杭州的差别极大：北京基本上只有非常好和非常差两种状态，中间状态并不多，显得大开大合非常大气；杭州大多数时候只会在良好和轻度污染之间徘徊，就在这件事情上也显得有些江南的婉约气质。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适应了在北京的生活，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在北大工作的节奏。简单点说，就是在绝大多数时候把自己压榨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空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在单纯休息，而是要把反思之前的工作和安排之后的工作当成是休息。正如我现在正在为《临平山》写文章，也正如我和韩老师几乎每日都进行的快步走运动（有时是绕着未名湖有时是绕着圆明园的福海）。在快步走时，我也总是在一边走一边聆听他的教诲或是交代一些日常的工作。韩老师对我的指教乃是做学问和做事情要两者并重，有些时候我觉得他提出的要求有些严苛，或者他提出的设想难以执行，有些时候我甚至还会怀疑这是否是在反对社会分工，但是想到以后也很少会有人会对我这样要求，所以我也只能且行且珍惜了。 学术活动自然不是闭门造车，所以广泛的学术交流就成为了必须，即使两百多年前柯尼斯堡的大哲学家康德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座城市，但是他却和当时主要的学者之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现在条件更为成熟了，所以各种学术会议也是弄得日程表满满当当，不过除了一些为了开会而开会的会议（诸如纪念某系成立多少周年，或者某位知名学者荣休之类的），大部分会议还是以相关学术议题为主的。韩老师当然会约很多，但是他告诫我只有两类会议值得一去，一类是相关学会的年会，另一类是研究领域非常专业以及和自己从事领域密切相关的会议。其实我参加的会议并不多，这并不是因为我是学界的新人无人问津，我经常会收到各类学术会议的邀请信，而这只是因为我并不喜欢出差。在我看来，如果所有的会议都改成网络会议那或许更好，只不过这样经费本上的差旅费又怎么能报销掉呢？其实我们现行的很多科研管理规定还是沿用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适应新形势。当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又何止是科研管理规定呢？ 暂且在这里不做太多负面的评论，还是回到正题。我在浙江社科院哲学所的同事张宏敏老兄和我说过，开会的好处就是逼迫自己在一个期限之前把论文写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最近我的工作不外乎是在赶会议论文。首先是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赴京之前，京津的朋友们早就举行了很多届了，我既然到了北京，那肯定也是逃不过的。其次是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2016年年会，这个倒是要等到下半年，也不太急。 会议论文的好处主要是如上文指出的截止日期作为最大推动力可以让自己更专注地写这篇论文，毕竟现在手头上的工作都是多线展开的，专注做好一件事情比多线展开自然更有效率。当然会议论文也可以让自己更为正视自己的论文，毕竟这篇论文是要在同行专家面前拿出来念的，论点上的一些事情倒是可以捍卫争辩一下，一些写作上的硬伤则是没办法唬弄过去的，有个错别字什么的都是件顶丢脸的事情。当然，很多论文中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也会在讨论中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和启发。其实这也是我自我要求比较高所导致的，因为我还没有脸皮厚到拿着一篇论文去参加很多会议，或者写个发言提纲就去参加会议之类的，每次会议论文都是以核心期刊发表的要求全力准备迎接挑战。参加会议也可以清楚学界的新动向，正如当年对凯尔森实证主义法学的批判就是在德国国家法教师联合会上由施米特、斯门德和黑勒所做的报告展开的，这也预示了德国国家法学在后来的一个反实证主义法学的发展潮流。我有时也会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参加，甚至引领这种新潮流，但是这终归是要建立在日复一日的文献功夫上的。 不过有时一个人独处难免会陷入一些负面思考中，每天所负载的压力让我就像在水下憋气到不能再多一秒一般，我有时更希望自己可以生场病，这样我就可以放下所有事情安心静养一段时间。追求的目标才是自己这样艰苦生活下去的动力，但是这些目标是否又只是寓于学术圈之中的孤芳自赏？任何超越日常生活的思考总是会陷入一种怀疑主义的深渊之中，现代人正是因为会反思，所以才会发现反思的背后实则是虚无。当我这些年来追求出国、博士学位、教职、副高、正高之类的过程中，当我在这些年来获得各种项目资助和发表论文的过程中，是否使自己和相对纯粹的学术工作距离越来越遥远？而且纯粹的学术工作作为关乎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项工作，是否在未来某一天人类作为主体不再重要的时候（出于外星人或人工智能的原因），这都将会毫无价值？我承认自己对此并没有找寻到什么合适的解决方式，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生”实则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自欺欺人。如果有一天，我放下作为一位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所有追求和抱负，而成为一位极端禁欲者，或一位极端纵欲者——“空”和“色”本就为一物——这应该并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不过在之前，我还是先做好研究工作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