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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在最后，收获的不仅仅是对法律的思考与感慨，更是对人生、对不幸与幸福的理解与感悟。在此时、此景，这些法科学生怎能不形成一些基本的道德观，法律职业观；如果要进一步说，则可以这样表达，法科学生的道德与法律职业道德是从具体的案例、对具体生活的感悟形成的，是发自内心的体会，也是真正自发形成，不是强加的，更不是说教式的灌输。 其次，教师的“说教”。 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着知识、智识前辈，他们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他们会利用各种场合通过自己对生活、对职业、对社会的经历、感悟对年轻学子进行各种各样的勉励与劝诫；这些场合一般不在课堂上，一般是在开学典礼（或者毕业典礼），抑或各种讲座中就不断涌现：如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在法学院开学典礼的一次演讲上，他要求作为未来的律师法科新生明白法律人的几个困境，即法律与人性（包括迷惑、悲剧和戏剧），法律人分列式的忠诚（对当事人的忠诚和对法律制度本身的责任），法律与过去之间的矛盾，法律与自己的生活的矛盾[45]。 然而，这些说教并不能直接“吸引”那些刚刚进入法学院的法科学生，因为他们还正在好奇法学院的各种各样的新奇生活。然而，一旦进入常态，经过三年，当然也可能是更多时间、甚至一辈子去体验、思考教授、前辈的只言片语从而悟道（但没有经历，绝对不会有此感悟）； 也可能这些前辈的勉励与劝诫只是一个引子而已，但却引出对法律的新思考来，如爱岑在描绘《俏政律佳人》中的女主人公在毕业典礼上的一句发言一样，即“我进入哈佛法学院的第一天，院长引用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法律是远离热情的理性推理’。但是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法律和生命充满热情[46]”。 简而言之，即使这种“说教”必须经过学生自己的经历、思考方能转化为自己的（职业）道德感悟与升华。 本部分可以总结为：美国法学院的教学中并不直接讲授（职业）道德，而是将（职业）道德蕴涵于对法科学生学习的具体案例、践习的具体法律技能的传授中，而非说教式完成；亦即（职业）道德教育只是法学教育的副产品而已。 五、结语 具体到中国语境，我们会发现另外一种现象： 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中，我们把道德教育放在一切之上，无论那种层次的法学教育都是将道德放在第一位，职业技能就只能处于次而下之的地位，虽然有些时候它仅仅具有宣示意义而已。但是，如果从实际的课程安排看[47]，具有道德说教意味的课程一般放在重要法律专业之前学习，主要在前2年完成，而如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即主要在学习在前三年，大四又几乎没有什么课学习[48]的语境下，这时恰好处在学生的主要、重要学习阶段。可见，这些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简而言之，道德教育如果不比法律专业技能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同等重要。 当法学教育承担如此繁重的基本功能时，在有限（4年学制）的时间内，怎么可能都达到。反而可能出现的现象是，当我们务“虚”之时，“虚”之道德没有学好，而且当学习专业技能时，法律专业技能也没有学好；将这些法科学生培养成了“四不像”的人才，只不过，其中有些人运气比较好，倒成为了法律人才（这其实也不确切，因为法律人才的标准并不怎么确定的，争议也很大，特别是在中国语境如是），另外一些人就只好成为不是人才的人才从而进入其他或者相关行业[49]。那么法科学生从法学院学习到什么呢？一知半解、甚至是错误见解的法律知识，对道德的认识也不到位（有的只是口号，而且主要是针对别人而不是自己），而且传统的不良习气（根据主要关系，而非专业技能从事法律事务[50]）却始终未能褪掉，那么本文在开头所言的“讼师”、“讼棍”形象并未消失，也未减少的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此，在最后的总结，亦即对美国法学院教育应该学习的一些基本经验，即：首先，必须将法律职业教育、专业技能教育放在首位，把道德放在次之的地位，而不是相反。其次，在法律专业技能教育中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法科学生接受道德、职业道德的熏陶，并形成社会需要的法律职业道德。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法学院我们能够学到的主要是法律技能，而非其他。只有在专业技能得到提高，并运用于具体的司法实践时，方能真正形成符合中国语境的法律职业道德，否则一切都只是口号而已。
【作者简介】蒋志如，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法学教育。 【注释】
[1]对此的分析，请参见苏力：《中国法律技能教育的制度分析》，载《法学家》2008年第2期，第31-32页。
[2]从方流芳的四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即在《比较法》有两篇《中国法学教育观察》（1996年2期）、《“哈佛法律评论”：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学论文规范的个案考察》（1997年2期），《中国法学》一篇，《追问法学教育》（2008年6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一篇《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三个问题》（2007年1期）；对此进行详细解读的文献，请参见蒋志如：《浅析方流芳的法学教育思想》，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3]具体分析，请参见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4]从80年代到美国的一些学者、学生对美国法学教育制度介绍时，既感慨他人教育的精湛，又对美国法学教育带有一种本能的意识形态式的批评（对此的观察与思考，可以参见蒋志如：《试论中国法学院何处去？——案例教学法的中国语境考察》，载《清华法律评论》第6卷第1辑；更为详细的内容，请参见罗豪才：《美国的法学教育——罗豪才同志访美情况介绍摘录》，载《公安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60-61页）。
[5]可以从冯建妹《耶鲁精神——感受耶鲁大学及其法学院》和爱岑《美国长春藤上的中国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等书籍阅读到。
[6]美国律师兼作家玛莎·金就曾经写作了一本自传性小说，《一个小女人的常春藤之旅》（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7]爱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2001年7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攻读L.L.M（法学硕士），2002年取得学位，并且通过纽约州律师考试，随后在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工作，同时攻读J·S·D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留下了很多文字，其中的一部分构成了一本书《美国常春藤上的中国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在2007年爱岑出版两本书，一本是《美国长春藤上的中国蜗牛》，另一本《为什么是美国》（都是法律出版社出版）；可见本文提及的书属于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字写下了作者在求学期间对法学教育、法学教育与生活之间关系的感受，不仅仅具有文学气息，也有资料意义。
[8]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已经有好几个大学（包括何美欢教授在清华大学的教学情况）的教学、学习资料，还有一本是一个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求学经历写就的；但是根据本文所需要的效果，爱岑这本书所叙述的已经足已；另外一本美国人写的具有全景图的关于美国法学教育的书，我会以专文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凸显中国法学教育所遇到的基本缺陷，而非简单的缺点而已。
[9]作者的大部分文字读书期间完成，可能是为了著作的完整，在2007年补充了一些文字，有part 1的《美国第一所法学院》，还有该书的前沿《蜗牛与葡萄》，以及该书的part 4和5、后记。
另注，由于即将而来的内容都来自对该书的概括与提炼，就不在一一作注；如果对具体文字的引用才注释。
[10]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美国大学、法学院和中国大学法学院》，载谢进杰主编：《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8年卷（2010年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403页。
[11]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2]具体分析，请参见冯建妹：《耶鲁精神——感受耶鲁大学及其法学院》，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同时请参见蒋志如：《美国大学、法学院和中国大学法学院》，载谢进杰主编：《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8年卷（2010年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88-403页。
[13]苏力也在一篇文章说到，每个学生每周每门课阅读1、2百页的书很正常（如果是两门课就是大约400页，一周5天学习时间）（具体分析请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可见阅读量大致差不多，更可见这是在美国法学院读书的学生遭遇的普遍现象。
[14]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5]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3页。
[16]关于这一点，更为详细的介绍，请参见苏力：《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第178-179页。
[17]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6页。
[18]对美国考试制度有详细叙事的文献，请参见冯建妹：《耶鲁精神——感受耶鲁大学及其法学院》，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同时，也请参见苏力：《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
[19]对此的具体描绘，请参见【美】玛莎·金：《一个小女人的常青藤之旅》，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6页。
[20]关于案例教学法的功能与意义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张力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1]冯建妹在她的《耶鲁精神》一书中提及这一点，但好像与中国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政治课程有迥异的意义（具体描绘请参见冯建妹：《耶鲁精神——感受美国大学及其法学院》，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7页）。
[22]这一点，我是在梳理美国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获得如是感悟（具体描绘，请参见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一点，在我的一篇专业论文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阐释（蒋志如：《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张力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23]根据笔者对其他教师的访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这个结论不仅仅在专科层次的学校成立，而且在三本、二本、很多重点本科学校也成立，但对于中国第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是否成立，则笔者不但妄下结论，因为他们有更多机会、更多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理想的机会，特别是就到国外进修、到国外大公司、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机会更多。
[24]在近8年的教学经历中，我担任过成人专科、本科、自考专科、本科，国家全日制专科、本科，重点本科、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根据笔者喜爱交流（与同学、教师）的习惯，这个情况大致成立；实际上还不要说这些学生，就是很多博士研究生也欠缺各类常识性知识。
[25]关于中国法学院的教学课程的过程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中国法学教育的双输？！》，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卷总第18辑。因此，笔者在这里不再从这个角度分析，而是从法学教育的目标与功能视角展示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以揭示一种更为深层的法学院教育缺陷。
[26]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徐显明主编：《中国法学教育状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81页；还请参见蒋志如：《中国法学教育何处去？》，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
[27]关于“新政之累”的说法，笔者借喻于清末新政与鸦片税收问题解决所导致的后果；对此的具体分析，请参见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8]请参见蒋志如：《中国法学教育的双输？！》，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卷，总第十八辑；更为深入的分析，请参见蒋志如：《中国法学教育何处去？》，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
[29]当然，最为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问题；对此的具体分析，请参见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30]请参见，付子堂主编：《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9、94-101页。
[31]这与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有很大区别，在国外常常不重视知识的灌输与传授，而是教育还在具体知识（而且还是重复的知识）以推理方式，只是在不同年级进行不同层次的推演以培养学生各种能力（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美】蔡真妮：《用尊重成就孩子的一生——向美国父母学习不一样的教育》，漓江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5页）；也不是直接地教育孩子某些道德和对美的欣赏。
[32]虽然在美国有一个通识教育，但主要不是道德层面，而是从健全知识层面，从社会常识方面进行的教育（关于通识教育的具体分析，请参见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93-134页）；这种教育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虽然接受该教育的人不一定都成为精英，但很多都会成为精英，而且一旦有机会成熟，天才也可以脱颖而出，像美国法学家、法官波斯纳（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的“50岁现象”分析》，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第1辑（总第18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58页；蒋志如：《如何由“50岁现象”迈向“波斯纳现象”：一个初步的思考》，待刊稿）。
[33]只要阅读一些社会学的著作，特别是关于阶层、分层、种族和社会流动等相关的文章或者文献，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可以参看一些普通的社会学教材，如戴维·波普诺的《社会学》）。
[34]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35]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6]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妓女、“二奶”与中国法治建设》，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7]苏力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请参见苏力：《法律如何被信仰——《法律与宗教》读后》，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249页。
[38]对此问题有详细解读的文献，请参见蒋志如：《宗教或者说信仰还有什么用？——读让·韦尔东《中世纪之夜》》，载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53406&Type=mod，最后登录时间2010年11月22日。
[39]苏力：《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40]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6页。
[41]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2]【美】玛莎·金：《一个小女人的常青藤之旅》，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43]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7-107页。
[44]具体内容，请参见冯建妹：《耶鲁精神——感受耶鲁大学及其法学院》，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9-83页。
[45]具体分析，请参见冯建妹：《耶鲁精神——感受耶鲁大学及其法学院》，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2页。
[46]爱岑：《美国常春藤上的蜗牛：美国法学院求学记》，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47]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包括公共课（政治理论与英语、计算机等）、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而且公共课占据的比例还非常高。
[48]当然，很多学校在这时主要安排实习课，但由于中国实习课的形式化，导致学生几乎处于放羊状态，在任何单位盖章就可以取得学分；而且需要什么评语，自己写就可以了。
[49]实际上，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身上有法律人的外衣，社会就会把他们的行为、形象当成法律人的正常行为与表现，从而对法律产生误解与扭曲。
[50]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差序格局下的安排（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0页）。根据关系安排事务则属常规之事，但是当时处于静止社会，而且社会财富本身不多，对社会的伤害并不大。不过，在今天公民社会中，关系则是可憎之物，必须根据规则安排事务方符合公平与正义，方符合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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