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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2016年3月13日，人民大会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这一郑重承诺，引发了代表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也吹响了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的“冲锋号”。 重任在肩，时不我待。过去的一年，全国各级法院迅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部署，进一步加大执行工作力度，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奠定了坚实基础，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初见成效。 “2016年共受理执行案件529.2万件，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24.2%和33.7%，实际执行到位金额超过1万亿元，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重要进展，有了实质性突破，人民群众获得感有较大提升。” 2017年2月15日，在全国法院执行工作视频会议上，周强院长亮出了一份“成绩单”。他同时强调，“坚持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依靠党的坚强领导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基本形成 2016年9月，一份中央文件的出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极大鼓舞了全国法院广大执行工作人员的士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能力，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建设，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维护司法权威。 ” 这份文件是在2016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解决执行难工作高度重视。 有媒体称，这是“我国惩戒失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将对基本解决执行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向孟书记汇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已到执行现场，请指示！” 2016年9月28日，在新建成的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实时连线正在进行执行任务的法官，考察执行工作。 当天，孟建柱出席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要求人民法院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规范作为，不断改革创新，形成合力，全力解决执行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解决执行难的根本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深刻地意识到，基本解决执行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人民法院单打独斗无法真正解决，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工作格局。 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湖北省委政法委成立了全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四川省率先将基本解决执行难纳入依法治省考核指标体系，北京市历史上首次以“两办”名义下发关于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文件，广西自治区人大将基本解决执行难纳入2017年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督查计划…… 在各地共同努力下，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全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执行工作模式实现重大变革 2016年7月15日，一位消失了十年之久的被执行人徐某，在出境前往香港时被边检部门截获，他所涉案件的执行法院深圳市宝安区法院立即将其带回，并对其司法拘留15日。 原来，徐某因第一代身份证号码与他人相同，在升级二代身份证时变更了身份证号码，并改了名字，玩起了“人间蒸发”， 2016年初，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合作对被执行人的身份证信息进行了校核比对，这才使徐某“现出了原形”。 执行难，第一大难题是查人找物难，“大海捞针”，执行法官对传统查人找物的做法的形象概括，以前，执行工作人员需要在银行、公安、工商、房管等部门间往返穿梭，往往事倍功半，效率低下。 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为执行查控工作插上了“翅膀”。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覆盖全国地域及主要财产形式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设，和掌握财产信息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网络连接、实现数据共享，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效率大大提升。 据了解，该系统已经与3400多家银行以及公安部、交通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等单位实现联网，可以查询14类16项信息财产信息，基本实现了对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截至目前，全国法院利用网络查控系统共查询案件975万余件、冻结752亿元，查询到车辆1427万辆、证券133多亿股、渔船和船舶12.6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2.37亿元。 “我的委托人被困在南极了，想尽快履行执行义务”。2016年4月，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接到了一位律师的电话，原来，这名老赖去南极旅游，却因买不了回国的机票而被困南极，无奈之下只得向法院“投降”。 同样借助信息化的强大威力，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实施联合惩戒，不断压缩被执行人的生存空间，让失信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 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推出8大类55项惩戒措施。9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规定了11类100多项惩戒措施，涉及出行、旅游、投资、置业、消费、金融、网络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截至2017年2月，各级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73.4万例，采取信用惩戒措施838.6万人次，70.7万名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了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还大力推行网络司法拍卖，破解财产变现难题，既加快了财产处置效率，又斩断了拍卖中暗箱操作利益链条。2016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网拍工作进一步作了规范。 贵州法院的“执行阿尔法GO”、福建法院的“执行网络查询小帮手”、浙江法院和阿里巴巴共同研发的 “审务云”……一项项智慧执行的新探索，使执行工作变得日益高效便捷 ，而执法记录仪、执行单兵系统等高科技，也已经成为执行工作中“标配”，让执行工作人员“如虎添翼”。 加强执行管理和规范化建设 将执行权关进“制度铁笼” 2016年11月15日，执行办案平台在全国3520家法院全部上线使用，这标志着全国法院执行工作“一盘棋”的执行管理体制机制又迈出了一大步。 长期以来，执行力量分散、协调不畅、指挥不力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依托执行指挥中心，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管理体制。 目前，全国四级法院均建立了互联互通的执行指挥中心平台，对内，这个平台是“千里眼”和“显微镜”，对是否存在违规执行、消极执行等一目了然，对外，这个系统与执行公开系统无缝连接，自动地向当事人推送相关信息，让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 2016年4月20日，最高法院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暨执行案款清理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打响了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的“第一枪”。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历史上沉淀的执行案款进行了全面清理核发，并求建立长效化的案款管理机制，推出了一案一账号的案款管理方式，案款管理混乱的局面彻底成为历史。 2016年，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涉执行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有史以来最密集的一年，在执行管理和执行规范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出台关于财产保全的司法解释，通过合理调整申请诉讼财产保全的担保数额和要求等规定，防止债务人在诉讼阶段隐匿、转移财产； 出台关于变更追加执行当事人的司法解释，严厉打击被执行人通过违法注销企业、违法利用有限责任公司责任等方式规避执行的行为； 出台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促进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规范办理； 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法律监督的规范性意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法律监督。 2016年，全国法院不断深化执行体制改革创新，最高人民法院在原有四个试点法院基础上，扩大了审执分离改革的试点范围，批复同意青海、贵州、四川成都、海南、上海、江苏六个地区法院的试点改革方案，为改革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 与此同时，团队化执行模式、执行警务保障机制改革、悬赏执行、网络直播执行活动等等改革创新措施，也在各地法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探索。 2月24上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侯铁男因长期劳累，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殉职，倒在了执行工作岗位上。 这是人民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征途上倒下的一位英模，是倒在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中的勇士，显示了全国法院干警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执行工作，是最后一道防线上的最后一环。 当前，全国法院正以舍我其谁的气概，坚持标本兼治，注重长远发展，通过坚决有力的治标措施，推动执行效率稳步提升，积极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谋划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治本之策，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努力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