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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经是服务型的产业结构，其中多少是低端服务啊。在KTV、餐饮、洗发行业工作，他们工资普遍只有三四千元，能在上海找到什么房子？”卫伟说，“很多人觉得在市场经济中，你没有钱所以没法住好房子，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城市一定要保证居住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让卫伟印象深刻的是，她居住在德国的妹妹告诉她，在德国，所有租房者的居住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国家会规定房租的定价，房东不能随意提高。即使房子被卖，租客也不会被临时赶出。法国从1956年起建立了“低租金住房制度”，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中，廉租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广大低收入家庭，甚至外来移民都可以申请。
由防空洞改建的地下旅馆 如今“居住排斥”可能正在成为政府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回到现实，王南显然还只能在“城堡”外徘徊。当他再也受不了“梦想驿站”里浑浊的空气和压抑的气氛，只好收拾行李，挪去下一个求职公寓。 这只是发生在“城堡”外极其普通的一幕。在这部访谈录中，和王南一起出现的，还有20多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故事。 上海新天地的一名KTV女服务员，在经历了坎坷的找房过程后，只能和其他33人一起住在一间由三室一厅改造的“公寓”里。房子和豪华的新天地商城只隔了一条马路，“但这两个地方的差别简直像天上和地下”。 闵行区塘湾村一家价格低廉的浴室里，从安徽来打工的浴室主人干脆放弃了找房，就在浴室中安了家。卧室旁边就是高温的开水炉，访谈的学生坐下就不停地流汗，可是患有风湿病的主人不能吹风扇降温。在这间屋顶漏雨、地面潮湿的破旧瓦房中，50多岁的老夫妻“过一天算一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