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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一次公布的《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中国2005年的住宅私有率就已经达到81.2%。2012年，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拥有率近90%。可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生活着数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居住贫困者”。 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结果，这些“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 “在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住房及土地成了政府参与经营的大宗商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政府责任、以及相关的公共事业，都大大地滞后了。”陈映芳说，“‘人’本应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但被中国种种宏大的发展目标忽略、遮蔽太久了。”
求职公寓内景 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这项关于住处的研究开始时，陈映芳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为了找到城市里各种各样安置外来人口的床，包括卫伟在内，陈映芳的许多学生几乎跑遍了上海的犄角旮旯，甚至地下空间。 人防工程改造的地下旅馆，“越往里走越觉得寒气逼人”，可是每天60元到160元不等的价格，还是让这里房客不断。 地下室里除了陈旧的木制床和床头柜外没有任何设施，这些潜伏地下的人们要取暖，只能依靠床上薄薄的棉被和床头柜上摆着的暖水瓶。 2009年，上海市政府宣布推出“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提供了“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征收安置住房(动迁安置房)”四种保障性住房。这些住房主要针对上海户籍人口和“城市引进人才”。 “可是上海的城市居住困难群体远不仅限于这些群体，相反，非上海户籍人口以及非引进人才才是数量上最多的居住困难群体。”卫伟说，“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城堡，救助体系也像一个城堡，外面的人要靠户口、经济手段才能进来。” 粽是酒店里的“临时工”。因为酒店的工作服把又高又大的他裹得像个粽子，他干脆给自己起了这个网名。 酒店里管吃不管住，粽白天在五星级酒店工作，晚上总是拎着背包跑进一家麦当劳或肯德基。如今，他对上海某个繁华商圈里哪个快餐店更舒适了如指掌。 “我现在睡的这家最舒服，”在卫伟找到粽的时候，粽告诉她，“靠窗一排全是沙发，而且连座，不像另一家都是硬板凳。”幸运的时候，好心的店员还会把大堂的灯光调暗，“半明半暗，睡觉正合适”。 在夜晚的街头，卫伟还曾经遇到一名流浪汉，一个人要打两份工。一份是在保龄球馆，可以过夜，另一份工作不管住，所以他每隔一夜就要睡在马路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努力把自己的生活安插在城市中。走在上海的街头，卫伟发现几乎每一个餐馆外面都贴着招人的告示。在她看来，这和房子不无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