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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的文字介绍中，公寓干净整洁制度严明，可实际上，那里“就像把大学里最不讲卫生的几个男生聚集到一起，然后准许他们一个月不打扫房间”。 他有时会恍惚觉得自己没在大都市，局促的居住空间甚至还不如家乡的农村。搬离许久，王南依然难以忘记弥漫在那个拥挤房间里的特殊气味。 每天，都有许多人和王南一样来到上海寻求梦想，把自己塞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屋子里，是他们在大城市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当江西师范大学软件学院的一名毕业生初次来到上海，他没有任何能力负担这里的房租，只能和同学挤在一个6平方米的房间。就在这个除了一张床之外放不下任何其它家具的屋子里，两个人一起住到他找到工作。 找到第一份工作后，他迫不及待要搬出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可惜他所能负担得起的，也只有从一间毛坯房的卧室隔出来的单间。一个月650元的房租，占了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找房子的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里漂泊，被市场的浪头反复拍打。”陈映芳教授的学生、社会学博士卫伟说，“而实际上，居住权利是应有制度保障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关注居住问题的陈映芳告诉记者，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而言，像王南这样的迁移、流动人群都是最重要的居住贫困群体。这些年来，她每一次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都会被带着参观各地的贫民区、公租房和面向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机构。无论是在大阪、东京、首尔，还是巴黎、里昂，她都见到了成熟的住房保障和住房救济系统。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日本出现了许多因无法支付房租或偿还房贷而流浪街头的年轻人。后来正是在政府和一些民间救助机构的帮助下，许多人才得到安置并开始重归社会。 “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居住贫困群体是有一定边界的，”陈映芳说，“但那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即使有房产的人，居住生活其实也非常脆弱。金融危机与失业、失业与失房、失房与流落街头，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在一起。” 金融危机结束后，陈映芳开始了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目前面临的情况是，“住房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