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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章的语言，曾有过著名的汪曾祺之问： “到处都在用‘绚丽多彩’，可‘绚丽’到底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绚丽’的样子。画鬼容易画人难，这其实是一种偷懒，你还没有找到你面前或者心中的色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胡乱用‘绚丽’一笔带过，留下的是一地糊涂。 汪曾祺很少用这种形容词，他的文章以准确干净闻名。他认为，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准确是语言学的唯一标准，要在生活中捕捉到这个“最好的说法”。用这种“最好的说法”组成的文章才会有苦心经营的“随便”和不动声色的“妙趣横生”，才会有自己的印记，才会唯一。他用文章做出了示范： “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来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不合身的衣服比破烂衣服更可悲悯，寻找每一句话里最好的说法是写作者终生的追求。按照叶圣陶的说法，你写出的文章，如果一人读，隔壁的人听起来像是说话才算及格。同时，如果你的文章人家改掉两个字，意思没变，就不算过关。《聊斋志异》中《促织》篇描写孩子不小心弄死了一只蛐蛐，非常害怕，跳井自杀。一家人愁云惨淡，蒲松龄用了八个字：“夫妻向喁，茅舍无烟”。 汪曾祺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种传统。王鼎钧曾说，简洁是一种终极的美，它的底色就是准确。倘有可能，那么隽永，再有可能，那么富在哲理。我时常轻吟汪曾祺小说《受戒》的结尾：“一条船，两位少年，一片芦苇荡子，一只被惊起的水鸟。”简极，美极，近乎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