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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晚，杨国英怕被害人家属报复，躲到省高院院长家。杨国英还向省委保卫处借了一支手枪。为了查清这个情节，陈宗立找了许多人，但知情者都不敢提供证据。后来他得知一直参与杨国英密谋包庇其子的省委保卫处一位干部与其妻子关系紧张，他想方设法找到这位知情者，才证实了这一点。这一情节也是后来作为定性材料之一。 另一个重要情节的核实更加困难。西宁市核准杨小民死刑后上报省高院复核，为了使省高院能从轻发落，杨家为省高院院长杨树芳摆了一桌酒席宴请，负责杨小民案的审判员、副审判员也出席了宴会，杨树芳的灰色小汽车就停在办事处的院子里。 就是在这次宴会之后，省高院在院长、党组书记杨树芳的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推翻了西宁市的公正判决，改判杨小民为死缓。这一情节如果属实，徇私枉法就能成立。陈宗立得知这一信息后马上着手调查。他通过许多关系，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搞清大概情况：宴请杨树芳的地点放在远离市中心的海北藏族自治州驻西宁办事处，出面的是杨国英的老朋友、海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的局长，宴会上用的主要菜肴如海参、鱿鱼等是在省委食堂“买”的，宴请的理由是，杨国英儿子被捕，设宴为他压惊，请公安局长的老上级、省高院院长杨树芳作陪。 但是当他到这个办事处调查时，办事处工作人员却噤若寒蝉，谁都不敢说话。在这个情节中，关键是谁出钱宴请的。陈宗立通过他的一位朋友的关系迂回找到办事处主任的妻子，他完全以朋友的身份，与他们聊天。就在聊天中，一个重要的证据终于找到了：办事处主任的妻子提供了一个情节，公安局局长的嫂子是农村妇女，那天也在，她嘴馋，贪吃海参和鱿鱼，而且尽挑大的吃，局长夫人撵她都不走，事后局长夫人多次在人前讥笑其嫂子。 闲聊中，办事处主任的妻子也透露，宴请与杨小民杀人案有关，当时参加宴会的还有杨小民杀人案的审判员。 调查工作非常艰苦，但黑幕已经揭开，事情的原委已逐渐显露出来。 杨小民杀人案发生后两年——１９８２年１月，杀人凶手的父亲却由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升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１９８３年又进而提升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同时，在杨小民案子中起主要作用的法院院长被提升为副省长，那位“有功”的州公安局长被提拔为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有关人员也得到提升。在当权者的庇护下，凶手杨小民入狱后即被培训了一年，穿上了白大褂，当上了医护人员。入狱两年后，杨犯被改判无期徒刑。 权力终于使这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死里逃生”。 不能让罪犯逃脱法律的严惩，该是出击的时候了。陈宗立准备拼力一搏。 陈宗立的内参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8位中央领导在内参上批示。 几年的调查使陈宗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青海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主要领导贪赃枉法、官官相护的事实都已清楚。但是，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希望能联络兄弟新闻单位一起行动。他找了多家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但记者们深知，此案牵涉到的领导太多，这些领导的地位又太高，官官相护的关系网太厉害，记者们虽然感到很愤怒，很不平，但谁都不敢碰硬，不敢插手。只有当时记者站站长李蔚在工作上道义上对他的行动给予有力的支持。 陈宗立1945年出生在江苏北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９６２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从中学到大学，历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在学校时２０多次被评为校、县、市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在校期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７年大学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艰苦的青海工作，先后在部队、青海省文化厅、教育厅工作。７０年代，他被推荐当上了《光明日报》记者。从此，这个文弱书生就开始了“铁肩担道义”的记者生涯。 在得不到兄弟新闻单位支持的情况下，陈宗立决定记者站独家行动。1983年10月，他和李蔚合作的第一篇情况反映发回报社。可是，却因种种原因此稿未被采用。 1984年6月，陈宗立在李蔚的大力支持下，两人共同署名发回第二篇情况反映。就是这篇情况反映直接促使杨小民杀人案的纠正，这是后话。6月9日《光明日报》情况反映以特刊的形式刊出《青海省委副秘书长杨国英之子杨小民故意杀人重罪轻判群众强烈不满》一稿，此稿披露了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发生和重罪轻判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的事实，介绍了此案发生的过程和重罪轻判的原因。情况反映发出后，《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拍案而起，这位极富正义感的总编愤怒地在内参上批道：“卢云同志：能否公开报道呢？我倾向于改改公开报道。实在太可恶。”卢云是当时《光明日报》记者部主任，一位极有名望的老新闻工作者。 可是因为请示上级未被批准，此稿未能公开发表。 但这篇未公开发表的情况反映却产生了比公开报道要巨大得多的效应：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陈丕显、薄一波、胡启立等8位中央领导作了批示。 当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是：“徇私枉法，官官相护，封建家族关系”，要求严肃处理。随之，中央派出了第一个调查组赴青海调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