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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曹一） 有时候，我们对某个行业的总体评价，往往依据的是个别从业人员的表现。比如说，近年来由于一些法官个人的业务水平不高，道德修养欠缺，导致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于是人们就笼统地认为“司法不公”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之所以有如此“大面积”的“司法腐败”，原因则在于每个法官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主儿，由此得出了司法已“黑暗”到了“无可救药”地步的结论。这样的判断当然是显失公允的，因为在其他行业里也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在医院里会有医生收红包，媒体从业者中会有记者“有偿新闻”或“有偿不新闻”，律师群体中不乏无良的“司法掮客”，而纪检队伍内部也免不了“灯下黑”，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否定整个行业的“行风”。贴标签式的论断貌似简单直接却难做到客观，这既不利于人们发现问题的症结，也无助于行业风气的改良。 以业内也并不讳言的“司法不公”为例，法官中固然有原被告“通吃”的害群之马，甚至还出现了像最高院原副院长奚晓明这样收受巨额贿赂的大法官，由这样的人审理裁判的案件，其公正性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不过，仅仅因此就怀疑整个法官队伍都在有意识地制造不公，则有以偏概全之嫌。公正与否，来源于个体的人的判断，尤其是在司法裁判中，总是有胜诉方和败诉方，胜诉方认为判决公正的案件，败诉方必定会认为是不公的，所谓的“胜败皆服”，只能是不谙司法常识之人编造出来的梦呓。正像武树臣教授在他的自传体著作《长歌行》一书中所说的，“不管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不公’，这都是大众化的、多少带有感情色彩的、缺乏定性分析的语言。”因为这本身就是两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只有“‘司法统一’才是可以操作的东西”，而所谓的“司法不公”在许多场合下是因为“裁判不一”造成的。事实上，人们的“不公”感，来源于“同案不同判”产生的情绪，而“类似的案件类似的处理”，恰好是化解这种不公感的良方。 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同的法官对法条会有不同的理解。在《长歌行》中，武树臣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多年前，不同地区的养鱼专业户买了同一个三无厂家的鱼饲料之后，造成鱼大批死亡，于是这些养鱼户就把饲料厂分别告到当地法院。有的地方法院认为，养鱼专业户诉称鱼的死亡与饲料不合格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你就应该负责举证，而当时的老百姓举证很困难，国家也没有关于饲料的鉴定标准和鉴定机构，于是养鱼专业户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另一个地方的法院对此却有不同的解读。承办法官认为饲料厂生产的饲料没有合格证，不能证明你的饲料是合格的，当然也就排除不了鱼的死亡结果和饲料有直接的关系，于是判决饲料厂要赔偿养鱼户的损失。同类的案子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是两个案件的败诉方都认为判得不公，也就都提出了上诉。类似的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导致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况，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比较多，而这和法官“受财枉法”没有一点关系。 “鱼饲料”案是不同法院的法官，就同类案件做出了不一样的判决，而有的案件则是同一个案件，由同一个法院，在初审和重审时做出了不同判决，著名的“许霆案”即是如此。对于许霆案，我们都不陌生，2006年山西小伙儿许霆在广州打工，利用ATM机的故障，用自己仅有170多元余额的银行卡，取走了17万元的巨款，一年后许霆被公安机关抓获。2007年12月，广州中院认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件判决后，不仅许霆及其家人觉得冤，社会上也是一片哗然，认为判无期徒刑显然“太重”且“不公”，因为在银行卡早已取代存折的时代，谁都有遇到取款机故障而自动“吐钱”的可能，当然也就谁都有成为下一个“许霆”的可能，因为人的贪念是防不胜防的。在各种质疑声中，广州中院依程序对许霆案进行重审，而其作出的判决，依然认定许霆构成了盗窃罪，只是刑期由无期徒刑骤减至五年有期徒刑。同一个案件，同一个事实，适用的是同一部法律中的同一个条文，许霆的命运却如同坐过山车般，从无期徒刑的山巅，滑落到了五年有期徒刑的山脚。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许霆表示服判，他的父亲却依然不满，民间依然有各种质疑的声音，法学界也依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争论不休。因为这样的判决给人以太“随性”的感觉，原判和改判似乎都无法令人满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