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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管理中的涉及到“人”的问题，其中最难的就是员额制的问题。目前法院、检察院的情况相同，无论在一线办案，还是在其他后勤部门、辅助部门工作的，都是法官、检察官。现在的改革就是要对其进行分类，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如助理法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如办公、后勤人员）三类。按照上海的做法，其法官、检察官占33% ，司法辅助人员占 52% ，司法行政人员占 15% 。各个地方在推进这项改革中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因为现在法官、检察官所占人员比例大约在 60% － 70% 。如果是按照 33% 的比例，将有一半左右的法官、检察官进不了员额，所以现在法官、检察官们都很紧张，担心被淘汰出局。对于那些刚毕业，在法院、检察院从事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官，等着进入法官、检察官序列的人来说，前面的老同志都有进不了员额的风险，遑论自己? 这种情况导 致了近期出现的法官检察官离职潮的，在北京 2015年辞职的法官有三百多人，而且这些人都比较年轻，大都是一线办案优秀人才。离职潮进而导致司法系统的人才流失，这恐怕也不是我们的司法改革要追求的目标。 员额的比例到底应该定多少? 上海的做法有其特殊性，33% 是按照其现在法官、检察官的人数来核定的。在上海，这部分人员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中央政法专项编制，即一般而言的法官、检察官，但是上海除了此类以外，还有第二类人员，即地方自己招聘的一批法官、检察官，第二类人员也是正式的，但不是中央政法专项编制下的人员，而是上海地方政法部门的核定编，但这种核定编在全国其他各个地方基本上都没有。上海由两类人员构成基数，以此来确定 33% 的比例，由于基数大，其员额的编制也要多，上海的问题就不突出，其他地方的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所以中央同意其他地区适当增加这一比例，但不能超过 40% ，于是各省市的员额制比例都定在了 39% 。现在第一批、第二批各个试点的法院、检察院都产生了员额，按照中央的要求，第一批产生的员额，不能把员额全部用完，要留出一定的员额名额，留给后续进入法院、检察院的人员。如果员额已满，法官、检察官队伍将无法吸收新的人才进入，所以这项要求十分得当。习总书记说，司法改革必须牢牢牵住两个牛鼻子，一个是员额制，一个是司法责任制。这两个改革涉及到每个法官、检察官的切身利益，也为所有的法官、检察官高度关注。 员额制确定的比例标准的依据是什么? 我认为不能以现有法官、检察官的人数作为计算的标准。现有编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现实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广州为例，广州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常住人口，而且犯罪主要是外来人口，再依据过去的编制数确定员额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员额的比例应当以当地案件的数量为标准，即通过核定每个检察官、法官每年办理的案件数量来确定法官、检察官的数量。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计算，33% 或 39% 的员额比例是否合适? 经过概算，其实这个比例不是低了而是高了。 在最高法提交中央政法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全世界主要法治国家，法官年平均办案量是 800 到 2000 件。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的王冬香法官，她专办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最高一年办理了 3697 件案件，而全国法官的年人均办案数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在内的只有 69 件。办案数量如此之低，但现实中法官、检察官还都很辛苦，白加黑、五加二是常态，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这是诉讼程序机制本身造成的，不科学的办案模式、主要的合议制庭审以及大量的普通程序运行，大大降低了我们办案的效率。比如说，经常看到一审开庭就有三个法官，事实上大量的案件都非常简单，根本不需要三个法官审理。外国的一审案件一般都只由一个法官审理，到了上诉审才会有三个、五个或者七个法官，如果我国也按照这种模式操作，就解放了两倍的法官生产力。而且法官多了案件也不一定办理的好，“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了谁都不愿负责任，互相推诿。如果就一个法官，责任明确到人，必须把案子办好，反而有助于增强办案的责任心，提高司法的公信度。 我国刑事诉讼中普通程序审理占了 80% ，而美国的普通程序适用率只有 3% － 5% ，大量案件都通过简易程序、辩诉交易予以解决。一个法官每年办1000 件案件，如果大小案件都开庭就很难办完，一定要通过简易程序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实际上我国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在 80% 以上，因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比例有这么高，只要是认罪就有可能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比如海淀法院的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已经达到了 20% ，平均一个案子从到案到结案只要 26 天。另外现在有些法官缺乏庭审技巧，我见过某地法院审一个被告人认罪且轻微的故意伤害案，严格按照程序审理，结果程序快走完时被告人不认罪了。法官、检察官学院要着重培训法官、检察官的庭审能力，我们虽然没有德、日司法培训的那种严格训练，但这种技巧和能力是必要的。如上述那种几十分钟就能审结的案件，审了一上午都没有结果，这种审理方式阻碍了诉讼效率的提升。随着诉讼制度的不断地完善，特别是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一个法官每年至少也能办三五百起案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