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黄州虽如处枯井，我辈却非井底蛙
来源：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作者：华淳道人学习园地 发布时间：2017-05-26
摘要：美文共赏 2016-02-12 康震 爱上苏东坡 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作为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的苏轼成为改革派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他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被降职，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 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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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共赏 2016-02-12 康震 爱上苏东坡 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作为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的苏轼成为改革派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他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被降职，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 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开始叫响并流传至今，从苏子瞻到苏东坡，苏轼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和内心的痛苦挣扎？也许有人会说，用“潇洒”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似乎不大适宜，苏轼遭到这么大的磨难，从堂堂知府被贬到黄州做小官，人生反差这么大，还说潇洒？他能潇洒得起来吗？确实，要潇洒起来太难了，但是苏轼却在努力地去做。 一、勤勉务实 便是潇洒 苏轼在黄州的潇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苏轼在黄州的物质生活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难，花销问题。苏轼在黄州所担任的职务是：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团练副使”大体相当于今县级人民武装部副部长，但是“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两句话表明，苏轼这个副部长没有签字权和行政权，就只是个空头官衔。他的身份本质上是由黄州官府代为看管的犯官。按照朝廷的规定，像苏轼这样的犯官，除了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之外，没有正常的俸禄薪水。苏轼做了二十多年官，“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苏轼《与章子厚书》），俸禄到手，随到随花，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所以他来到黄州后，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的花销就成了大问题。按照黄州当地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但是现在的苏轼是犯官身份，哪儿有那么多钱啊？ 不过这难不倒苏轼，钱多我就多花，钱少我就计划着花，这就是苏轼对待金钱的潇洒态度。他现在虽然没有正常的薪水，不过积蓄还是有一点儿的，于是他做了精心的计划，规定：今后每天花费不超过一百五十文钱。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文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后将叉子藏起来。当天剩余的钱另外存在大竹筒里，作为接待客人的费用（事载苏轼《答秦太虚书》）。 但就算这样精打细算，手头的现钱也只能支撑一年多。那么，一年以后怎么办呢？苏轼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意思是说，到了钱用光的时候，再做筹划，正所谓水到渠成，一年后的问题一年后再考虑，不需要提前发愁。聪明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 第二难，住房问题。按照朝廷规定，苏轼这样的犯官无权享受官府提供的住宅，那一家二十多口人住在哪里？开始的时候，苏轼一家住在江边一个废弃的官府驿站——临皋亭，这个地方不仅潮湿闷热，而且拥挤不堪，来了朋友更是无法安排。后来，苏轼在种地的东坡园中选址修建了五间泥瓦农舍。农舍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苏轼在厅堂四壁涂白如雪，起居坐卧，四面环顾，俱为雪景，故而美其名曰“雪堂”（事载苏轼《雪堂记》）。雪堂不仅解决了家庭住房的困难，从此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精神生活的重要象征。 第三难，吃饭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直接后果，没有足够的钱当然就没有足够的口粮，怎么办？苏轼的决定同样潇洒：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打，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经过多方申请，当地政府批给苏轼一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苏轼非常钦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曾作《东坡种花》诗，诗云：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现在，这块五十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事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它在民间的影响可要比苏轼这个名字大多了！ 在一般文人看来，开荒种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不过是一块废弃的坡地，却偏偏称作什么“东坡”！一介犯官，被贬偏隅之地，穷困潦倒，却还要自称什么“居士”，简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没错！这就是苏轼的与众不同之处。谁说文人不能种地？谁说种地的人就不能自称居士？又有谁规定种地丢人现眼？没有饭吃，就得种地，收割庄稼，就有饭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多少所谓的文人却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 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昂着脑袋、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它是你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具体困境时的表现，你的人生中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都在检验你潇洒的底线。“东坡居士”这个名号也透着一股潇洒劲儿。居士的本意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但“东坡居士”这个称谓显然超越了本意的内涵，拥有更丰富的魅力——黄州的苏轼，是个平凡的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是个善于在劳动中寻找审美趣味的文人，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他说：“我刚刚来黄州两年，生活窘困而匮乏。老朋友马正卿感慨我缺衣少食，帮助我从州郡那里申请下来数十亩土地，以供躬耕之用。这几十亩荒地，布满荆棘瓦砾，天气又很干旱，开垦拓荒令人精疲力竭，其中的劳苦真是说不尽！暂时放下锄头，喝碗水，写下《东坡八首》，自己哀怜自己的勤勉，等到来年有了不错的收成，这周身的劳顿疲倦就可以统统忘记了！”（见苏轼《东坡八首并叙》）黄州的苏轼，在后代的眼中雅俗共赏，赢得了农夫与士大夫的共同赞许，而东坡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的第一个重要象征。 苏轼带领家人在东坡开垦荒地，播种大麦，第二年，就收获了二千多斤。我们知道，现在大麦的主要用途一是作饲料，二是酿啤酒，但在当时这却成为苏轼一家人的口粮。大麦饭有个特点，口感滑滑的、粘粘的，挺筋道，有嚼头儿，吃起来啧啧有声。几个儿子边吃边说：“父亲，这个大麦饭吃起来像是在咬跳蚤啊！”不过大麦饭吃多了不好消化，而且酸不溜丢的。苏轼于是改革大麦饭，将黄色的大麦与红豆掺在一起，口味独特，苏夫人笑着说：“这是真正的二红饭！”（事载苏轼《二红饭》）庄稼要是歉收，饭就不够吃，怎么办？勒紧裤腰带！有人会说，这算什么潇洒，一个文人混成这样，太丢脸了！但苏轼并不这么看，他专门写了一篇《节饮食说》，贴在墙壁上，作为养生补气的座右铭。全文如下：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意思是：东坡居士从今往后，早晚吃饭不过一杯酒、一块肉。如果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摆下丰盛的酒宴，也只是三杯酒、三块肉，只可减少不可增加。如果有人请客，我就事先向他通报自己吃饭的原则。如果主人不听从非要超过这个界限，就干脆不去赴宴。为什么这样做？苏轼回答：一来安分养福气，二来宽胃养神气，三来省钱养财气。 饿肚子当然很难过，也很没面子，但是苏轼并不觉得，反而堂堂正正地讲了三条大道理，这不是面对困难、超越困难的潇洒是什么？当然，辟谷节食本来也是道家养生的重要手段，但毕竟辟谷是积极主动的节食，而挨饿是被动的节食，能够将这二者故意混淆并赋予崇高目的的，大概只有苏东坡了！ 二、苦中作乐 亦是潇洒 当然，真正的潇洒并不仅仅是写写文章、动动嘴皮子，关键还在于亲身实践，在实践中表现出潇洒的风采、潇洒的内涵。黄州的饮食、生活条件都比较困难，但是再难也难不倒苏轼这个潇洒的美食家，他总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创造享受美食的机会。正是在黄州，他发明了著名的东坡肉，有颂文为证，颂文曰：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猪肉颂》） 翻译成白话小儿歌就是：洗净大锅少放水，文火慢炖莫张嘴。火候到了揭锅盖，肉味真香好可爱！黄州猪肉真便宜，价钱好比黄泥土。有钱人家不肯吃，穷人家里不会煮。早上起来吃两碗，饱我肚子你别管！ 第二道菜叫做东坡羹，也有颂文为证，颂文曰： 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皆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瓷碗，下菜汤中，入生米为糁及少生姜，以油碗覆之，不得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东坡羹颂》） 翻译成白话菜谱是：第一步，将大白菜、大头菜、大萝卜、野荠菜反复揉洗干净，意在除去菜蔬中的苦汁儿；第二步，在大锅四壁、大瓷碗上涂抹生油。第三步，将切碎的白菜、萝卜、荠菜及少许生姜放入锅中煮菜羹，用油碗覆盖但不触碰菜羹，否则会有生油味；第四步，将盛满米的蒸屉放在锅上，等到菜完全煮熟后再盖上屉盖。煮东坡羹的诀窍在于：菜羹煮沸时必然上溢，但因锅四壁涂有生油，又有油碗覆盖，因此不会溢上蒸屉。但是蒸气上达蒸屉，米饭也就煮熟了。这样一来，锅中的菜羹以及蒸屉中的米饭都一次加工而成，方便实惠，价廉饭美，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快餐“盖浇饭”，做到菜饭合一，简便易食，苏轼曾将它介绍给一些道士、和尚朋友，很受欢迎。 有了一盘东坡肉，一碗东坡羹，还缺一杯酒。苏轼按照朋友杨世昌道士提供的秘方酿造蜜酒，并作《蜜酒歌》一首： 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遗之。 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 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 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 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 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诗歌大意是：第一天酿酒缸里的酒液开始像小鱼一样吐泡泡，第二天酒液清澈光亮，第三天打开酒缸居然闻到酒香。这甘浓的美酒清亮迷人，你看那南园中的蜜蜂像雨滴一样浓密，看来上天酿酒想要醉倒我！苏轼这首蜜酒歌中反复出现蜜蜂、采花，看起来这个蜜酒真是香甜无比。可惜，苏轼酿出的所谓蜜酒，喝下去似乎并不怎么甜蜜，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有人曾问苏轼的两个儿子苏迈、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酿酒秘方有问题，还是酿造工艺有问题？两位苏公子不禁抚掌大笑。他们说，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后来再也没有尝试过，那一次酿出来的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不仅不甜蜜，反而有点儿苦苦的。细想起来，秘方恐怕没有问题，只是苏轼太性急，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而是“泻药”（事载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其实，不管苏轼酿出来的是什么，当他按照杨道士的秘方，满怀希望酿酒的时候，未尝不是在酿造着自己对人生、生活的一份希望吧？在黄州这个地偏人稀的小城，也许正是这一杯苦涩的家酿蜜酒能够给东坡居士带来一点甜蜜的快乐吧？如果说从苦涩的酒水里能够品味出甜蜜的味道，也不惧怕腹泻的危险，这又算不算是一种潇洒呢？ 现在我们品一块东坡肉，吃一碗东坡羹，少喝一点东坡蜜酒，生活真美好啊，恍惚之间觉得自己也变成了苏东坡，你说潇洒不潇洒？生活当然还是很苦，但是要善于苦中作乐，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找乐趣，这才是真潇洒！ 三、著书交友 自是潇洒 物质生活上的三大难题，苏轼都一一潇洒解决，那么他将如何面对精神生活上的难题呢？苏轼在黄州，精神生活上也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自我价值的实现。苏轼被贬黄州时正当中年，本是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好时光，但眼下这条路却走不通了。难道四十多岁的苏轼就这样任凭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吗？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他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一个文人不朽的价值呢？ 古人曾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也就是说不朽的人生是由立德、立功、立言组成的。对于现阶段的苏轼来说，立功是没有机会了，立德需要一生的积累，所以立言成为苏轼在黄州时期实现文人不朽价值的重要途径。黄州这现实的牢笼，也许限制了苏轼行动的自由，但又如何能限制他思想的自由呢？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在黄州闲废无事，也无所用心，于是专心著述，在一两年之间完成了对《论语》《周易》的注释工作”（《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论语说》五卷、《易传》九卷的完成与《书传》的开始写作，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他开始跻身于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其学说与王安石“新学”对立而自成一家，被称为“苏氏蜀学”。 在著书立说的同时，苏轼一刻也没有忘记博览群籍、广泛读书。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苏轼之所以学识渊博、下笔有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着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雪堂是苏轼的书房，一次，他反复阅读朗诵唐代诗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每读罢一遍，就再三感慨叹息，一直到半夜三更还不休息。雪堂外有两位守候侍奉的老兵，为此深感痛苦，老兵甲叹息埋怨说：“总是念来念去，有什么好处？天这么晚，天气这么冷，还不睡觉！”老兵乙却说：“其中有两句还不错！”老兵甲一听，大怒骂道：“你懂得个什么！”老兵乙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喜欢他念其中一句：‘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苏轼的小儿子苏过那晚正好在床上躺着还未睡着，听到了这两个老兵的对话，第二天告诉父亲，苏轼听后放声大笑说：“想不到这还是个有见识的汉子！”（事载宋·无名氏《道山清话》） 原来这一句“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形容天下人面对秦始皇的独裁统治，敢怒不敢言。苏轼之所以反复咏叹这一句，无非是感慨主持新法的人物专断独权，不听天下人的意见，没想到这样的用意居然与一个老粗兵丁声气相投。 第二个难题，身体保健。苏轼一家人来到黄州后，难以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水土不服，纷纷病倒，家里七十二岁的老奶娘因此病逝。所有这一切都提醒苏轼：艰苦的环境对身体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苏轼为了强身健体，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简易练功方法，只要持之以恒，保证身体健康。这里给大家简要介绍几点：第一，子夜以后披衣而起，面朝东或南盘腿床上，上下牙齿叩击三十六次。第二，舌头在口腔、齿腭间缓缓搅动，待产生津液后将其缓缓吞下，想像津液被送入中丹田，如此反复多次；第三，按摩足心以及“脐下腰脊间”直至发热，然后双手摩擦眼、面、耳、项直到发烫。第四，按捏鼻梁左右各六七下，梳头一百多次，然后睡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事载苏轼《养生诀上张安道》）。 苏轼还撷取西汉文学家枚乘大赋《七发》中的语句，编成一个健康顺口溜，贴在雪堂的门窗、茶几、盘盂等地方，使自己能够在起居坐卧的时候随时都能看得到，全文如下：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书四戒》） 翻译成白话儿歌大意是：出入总在车上坐，瘸腿佝偻会萎缩；久居清寒深宫地，一寒一热病患多；贪恋美色多透支，好似利斧性命夺；多吃油腻与生冷，肠胃腐坏年寿薄。 苏轼鼓励朋友说，按照这些健身的办法坚持练习，会腿脚轻快，走路不累，过不了多久，就能成仙啦。但是他也意味深长地提醒：凡是阴险贪婪、性情暴躁之人是无法修炼成功的。 第三个难题，在当地少有朋友，缺乏交流。苏轼一生中朋友太多了，说得稍微夸张一点，他在很大程度上简直就是为朋友而活着。如果一天见不到个朋友，他就难受，就萎靡不振。可现在，那些亲近的朋友四分五散，只能写信却很难见面，这可怎么办呢？ 苏轼有两句名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意思是说，我这个人上能陪玉皇大帝聊天，下能与贫民收容院里的小乞儿玩耍，眼中所见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态度决定一切，苏轼认为，只要真心面对，就能交上真心朋友，而营造一个真心坦荡的人际环境，对黄州的苏轼来说太重要了。苏轼在黄州交朋友有四个特点： 第一，天真赤诚。苏轼在黄州交友甚广甚多，这倒不是因为黄州这个地方与苏轼志同道合的士大夫特别多，恰恰相反，在黄州能够真正与苏轼交心对话的通硕大儒没有几个。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友朋如云。他在黄州交友，无所谓地位高下、个性差异，只要轻松愉快便可，没有什么一定的规矩原则。一次，他与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可巧这几个人笨嘴拙舌，越聊越没意思，苏轼便一再请求其中一人讲个鬼的故事，岂料那人也不会讲。苏轼便索性说，你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随便瞎编乱造一个也行啊！一番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无事不言，尽欢而归（事载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事实证明，只有自己心无芥蒂，胸怀坦荡，周围的朋友才能够以赤子之心对待自己，自己的身边才能拥有一个宽松愉快的人际环境，才能使自己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第二，出言无忌。苏轼与左邻右舍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大家彼此友善相处，不论身份，言语之间无所顾忌。比如潘丙，本是个书生，无奈久试不第，只好以卖酒为生；而郭遘贵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却不过是个药店老板，苏轼在诗中称赞他们彼此的友情： 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苏轼在邻居家中，好似在自己家中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次，他在刘监仓家中吃一种酥脆的糕饼，味道不错，于是随口问道：“这饼真酥脆，叫什么名字？”老刘只顾做饼子，哪里会想到给饼起名字？于是回答没名儿。苏轼立刻说：“那好，这饼子就叫‘为甚酥（为什么酥脆）’吧。”他在潘攽家里饮酒，觉得味道很酸，也不管人家的脸色，随口就说：“你这酒水肯定是做醋放错了水吧？这酒就叫‘错著水（放错水）’吧。” 一天，苏轼带着全家外出郊游，在花间野饮，却没有东西吃，就给刘监仓写了一首小诗，诗云： 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著水来否？”后数日，余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 意思是说：在乡间野花丛中饮酒，一无所有，只有手杖上挂着的一个酒葫芦。已经痛饮了潘家的“错著水”，现在需要吃你们刘家的“为甚酥”啦！ 第三，不拘礼法规矩。官府禁止私人酿酒、严禁私宰耕牛、严禁半夜十二点以后进城。苏轼却与黄州的新朋友们屡屡犯禁。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偷饮私自酿造的村酒，那时正值秋老虎，酒色泛白，也不知道是什么档次的酒水，反正都喝到肚子里了，不怕吃官司！喝得正高兴，却发愁没有佳肴佐酒，邻居家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将自家一只患有脚病的耕牛杀掉。大家在东坡点起篝火，痛饮私酒，大嚼烤牛肉。半夜回家，城门早关了，于是从东坡东面步行到城外春草亭，然后一个个偷偷翻过城墙，悄悄进城（事载宋·何薳《春渚纪闻》）。 第四，随便给人起绰号。苏轼有个朋友叫陈慥，自号龙丘居士，为人豪爽，精通禅学。无奈老婆柳氏是个出名的悍妇、妒妇，有时候客人来到家中，而柳氏的骂声尚且不绝于耳，陈慥对她似乎颇有几分畏惧。苏轼在一首诗中同情地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翻译成白话儿歌就是：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 狮子吼本是佛家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指今山西省，是陈慥夫人的籍贯。从此，陈慥老婆“河东狮吼”的绰号威名远扬，“河东狮吼”一词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个性强悍的女性共同的雅号，苏轼开玩笑起绰号的本领真是天下第一！其实林语堂的判断可能是对的，陈慥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不睦之处，柳氏也许只是嗓门太大，东坡不过是借此跟好朋友开开玩笑罢了（林语堂《苏东坡传》），谁知道一个玩笑便酿成千秋“美名”，苏轼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苏轼交友的这四个特点概括来说其实就是四个字——赤子之心，始终怀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真诚的心去交朋友，这就是苏轼的交友之道，也是他在朋友心目中的潇洒形象。苏轼在危难之际之所以有不少的朋友愿意去帮助他，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之外，以赤子之心待人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四、躬自反省 更是潇洒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苏轼为人处世这么潇洒，这么会处理各种各样的难题，为什么“乌台诗案”的灾祸会落到他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原因呢？ 其实，苏轼自己也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太大了，他惧怕陌生的环境。刚来黄州时，他闭门不出，天天睡觉，只在夜深人静时出去散散步，脑子却是昏昏沉沉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最后常常有这样的话：“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答李端叔书》）——信手抒写自己的一点想法，不知不觉写长了，也不必给别人看这封信！“拙诗一首，聊以记一时之事耳，不须示人。”（《与开元明师五首》之三）——这首诗不过是记录一时的小事，不必给别人看。“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与李公择书二首》之二）——不是兄长您，我怎么能够说这些话呢？看完后，一定烧掉这封信！否则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我又在发牢骚了！ 苏轼来到黄州以后，的确想要韬晦深藏了！他再也经受不起笔墨之祸了！他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 自从来到黄州，我就将自己深深地藏在山林之间，不过一叶扁舟、一双草鞋，与樵夫渔父混迹一处，往往被醉汉推来搡去，也不介怀。心中暗喜无人认出自己。平生结交的亲朋好友并无一封书信来往，即便去信问候也没有回复，于是暗自庆幸免除了文字之祸。 又说： 某凡百如常，杜门谢客已旬日矣。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与滕达道四十五首》之十六） 我已经闭门谢客数十天了！承蒙见教，更加深藏不露而已。最近收到弟弟苏辙的来信，反复教导我要少生事端，少管闲事，如果能够少而又少，最终一天到晚没有一句话一件事，那其中所蕴藏的极大快乐真是莫可名状！这个办法非常隐秘奇异，只有我与您一起分享，不可推而广之。 但是要真正从这恐惧与畏祸的深渊中走出来，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反省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气度。苏轼在黄州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用佛教的独特眼光来寻找“乌台诗案”的原因。 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业，指人类的一切身心活动。其中又分为身业、口业、意业，分别代表行动、语言、思想。佛教认为，终生作业，必有业报，任何业太过，必遭报应。苏轼认为，自己嘻笑怒骂皆成诗文，看似潇洒酣畅，其实就像赌博，有胜有负，自己觉得很得意，其实口业已经太过太重，必然遭到报应（语载苏轼《胜相院经藏记》）。 那么口业具体都重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自己少年时，作文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看似才华横溢，其实不过专为应试科举而为，考中进士之后，好大喜功，又紧接着应考制举，大作策论之文，其实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应考的科目是“直言极谏”，因此作文论说品评古今人物是非，并借此考中制举，所以也就认为这就是为文之道。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书生的泛泛空论，往往意气用事，好比鸟儿鸣叫，不过自鸣得意罢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种洋洋洒洒、盲目议论利害得失的文风，恰恰是十余年间应试科举养成的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记得当初父亲给自己取名为轼，就是要自己收敛锋芒，稳健做人，如今碰得头破血流才真正意识到身上的毛病真多，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过于显露、炫耀才华。这就好比树干上奇特的树瘤，石头上美丽的斑纹，好像很能取悦众人的欣赏的目光，像个宝贝，但其本质不正是树木与石头的病症所在吗？苏轼叹息道：“我呆在黄州这个小地方，终日无事，默默反省自己，回顾我这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大多犯的就是这个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所以，他才要在读书著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健端庄、谦逊平和的正气；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中，去掉尖酸刻薄、恩恩怨怨的小家子气，养成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大气；要在耕种东坡的劳动中，去掉柔弱缠绵、多愁善感的文人气，养成刚毅坚强、直面人生的丈夫气。 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现在老而且穷，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满了忠义道德，面对生死谈笑自如，境遇虽不佳，但是只要为了国家、君王，舍生忘死，在所不辞，至于祸福得失，全都交给天地造化了！”（语载《与李公择二首》之二》） 苏轼对朋友说：“你看到的我，都是以前的旧我，不是脱胎换骨后的新我啊！”（语载《答李端叔书》）这样的反省与悔过，没有一点儿潇洒的气度与勇气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这个“新我”、新苏轼都有哪些不同寻常的表现呢？ 在一篇文章中，苏轼写到，自己年少的时候虽然并不喜欢杀生，但是并没有根绝杀生的行为。后来不再杀猪羊一类牲畜，却因为喜欢吃蟹蛤等海鲜，所以往往不免还要杀生。自从“乌台诗案”下狱之后，开始以为不能免除死罪，后来居然死里逃生，捡得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坚决不再杀生。看到有蟹蛤一类水产海鲜，就放生到江湖之中。虽然明知它们在江湖水中也难免一死，但也许还有万分之一逃生的可能，即便不能存活，总比遭受煎炒烹炸的命运要好得多吧！自己不再杀生，并不是对上天有所祈求，希望得到回报，而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患难之后，深感当初被系狱中，就好似鸡鸭被关在屠宰场中，因此实在不忍心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使得天下有生命的生物遭受死亡的恐怖（语载《书〈南史?卢度传〉》）！ 苏轼不仅自己不再杀生，还积极主动地救助生命。 在岳州、鄂州以及黄州本地有一种不良的风气，贫民限于经济能力，无法养育更多的子女，而一旦超出养育能力，他们往往会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溺死在水盆当中。苏轼听到这样事情，心中非常沉痛难过。他一方面写信给好朋友、鄂州知州朱寿昌，请他出面以官府的力量革除这种坏风气，一方面在黄州号召热心公益活动的朋友组织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每户每年缴纳会费一万钱，主要用来购买米面、布绢、棉絮等婴儿出生必备用品。苏轼专门邀请当地秀才古耕道、安国寺长老继连管理账目钱款，只要听说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就给与一点必要的救助。 苏轼感慨道：“如果能够救活百十来个小孩子，也算是闲居在这黄州的一大快乐啊！”（事载苏轼《东坡志林》）苦难与不幸没有使苏轼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怜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关切与同情，是对生命实实在在的领悟与体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勇于超越苦难的潇洒呢？ 在一个月淡风轻的夜晚，苏轼在东坡与朋友饮酒方罢，他拄着木杖，倾听江涛的声音，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忍不住临江高歌一曲：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醒复醉”一句乃是神来之笔！在东坡饮酒，诗人刚刚醒来便又醉去，如果说醉复醒还有情可原，而醒复醉显而易见乃是醉后醒来，醒来又再次醉倒！这一场酒可谓酣畅淋漓，作者也许根本就不想醒过来，只愿在酒醉当中忘却世上的种种烦恼。这时正是三更天，家人早已入睡，东坡居士坐在门前，拄着手杖，静静地倾听江涛的声响，因为此时此刻那起伏的江涛就好像他不平静的内心一样。在恍惚之间，诗人觉得人世间纷纷扰扰的蝇营狗苟都不过是身外之物，多少年来，就因为自己太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以至于使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丧失了我之为我的真实感受！不如趁着夜深人静江涛渐渐平复的时候，驾着一叶扁舟，离开这恼人的地方，去江海之际浮游一番！ 苏轼来到黄州不想惹麻烦，没想到这最后一句歌词又惹来了大麻烦！ 据说，第二天一早，这首歌辞就传遍黄州，大家都说苏轼昨夜唱罢此歌后，将衣服帽子挂在江边，乘船出海去了！消息传到知州徐君猷的耳朵里，可把他吓坏了，徐君猷是苏轼的好朋友，但他负有看管苏轼的重任，苏轼要真的跑了，那他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急忙带人去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正在家中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徐知州还是不了解黄州的苏轼。他早已不再是那个意气用事、头脑冲动的小青年了，他懂得，“江海寄余生”只可能发生在诗词当中，而现实的需求则是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也许，这也是一种潇洒与成熟吧。 现在让我们想想，苏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 他善于读书，在科举、制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他善于为政一方，七八年的地方政务，政绩显著；他善于吟诗作文，著书立说，是当代文坛领袖、学界宗师。可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黄州时期的苏轼，诗词不敢多作，书信不敢多写，话不敢多说，为官没有事权，这对于一个多才多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文人而言，真是一场无期徒刑！然而苏轼让这场痛苦的徒刑变得有声有色：诗词不敢多作，我就作《猪肉颂》；书信不敢多写，我就算算账簿；薪俸被取消，我就开荒种地；事权被剥夺了，一日三餐总能做吧？厨师总能做吧？我不仅自己做，还总结成菜谱传给大家一起做，就是菜谱也可以写得文采斐然，耐人寻味。 这就是苏轼的魅力，也是他给我们的启示。有些人遇到挫折，遇到困难就大发雷霆，就怨天尤人，就不吃不睡，就诅咒生活，苏轼才不做这亏本的买卖呢！他不仅不会折磨自己，还要想方设法犒赏自己；不仅犒赏自己，而且还要将犒赏的感受写成诗文，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与潇洒。我们之所以喜欢苏轼，并不仅仅因为他善于考试、善于做官、善于作文、善于吟诗，更是因为他在艰苦的条件中依然能够表现洒脱旷达的自我，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为之倾倒，为之投去敬重的目光。 苏轼曾感叹：“黄州真如在井底！”（《与王元直》）的确，黄州对苏轼来说，就像是一口废弃的枯井，但苏轼却不是那只井底之蛙，他在这口枯井里算账、耕种、盖房、酿酒、做饭、念佛、读书、交友、作诗、著书，忙得个不亦乐乎，不断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在这口枯井中，慢慢流淌出滋润苏轼、滋润他人、滋润后世子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甘露。这样说来，黄州对苏轼来说，似乎反而是个难得的机遇。那么，苏轼对于黄州，又意味着什么呢？苏轼在黄州，还将有哪些潇洒之举呢？他那著名的《赤壁赋》、《赤壁怀古》词是如何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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